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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这一话题的研究，一方面，题目必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人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对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来说，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
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
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
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基于法治实践的经验
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
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
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
认真总结中国的法律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中国学术有自信。
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
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
我在此同法学教育的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
不动产即土地、房屋、林木等土地附着物。根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不动产登记主要有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相关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涉及的部门主要有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等等。房屋权属登记属不动产登记行政行为之一，根据《城镇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房屋权属登记分为五项，即：总登记、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又增加了下列五项房屋权属登记：注销登记、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登记机关自我纠错、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房屋所有权登记属房屋权属登记，其外延比房屋权属登记小。房屋所有权登记有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登记机关自我纠错等。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规定房屋权属登记属房产管理部门职责。因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与广大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目前行政管理相对人因对房屋所有权登记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较多。下面笔者就法院对房屋所有权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应注意的问题作以下粗浅认识，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现状
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属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一部分，有关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现国际上主要盛行三种登记制度，一是契据登记制度，源于法国，又称法国登记制度。它的理论基础是登记对抗主义，该制度的特点是：（1）登记为不动产权利变动对抗第三人的要件：（2）登记采取形式审查；（3）登记没有公信力；（4）以权利人为登记编排顺序；（5）登记物权的变动情况。二是权利登记制度，源于德国，又称德国登记制度。它的理论基础是成立要件主义或称登记生效主义，该制度的特点是：（1）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的登记才发生不动产权利变动效力；（2）对登记申请进行实质审查；（3）登记具有公信力：（4）以不动产为登记编排顺序：（5）登记只记载不动产的现状态，而不记载变动状态。三是托伦斯登记制度，为澳大利亚托伦斯爵士所创，它的理论基础是地卷交付主义，该制度的特点是（1）由政府进行一次总清理，将土地按照自然区域做成土地登记薄，然后将土地的权利对号入座。（2）采取当事人申请登记制度。；（3）已登记的不动产的转移和变更，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4）对登记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我国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等同于上述任何一种登记制度，其吸收了上述三种制度的因素。我国城市房屋在经历了1987年房屋普查后，其登记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法规、规章的规定有城建部1987年4月21日发布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该法第八条规定，登记发证须“符合有关法律和政策，证件齐全，手续完备”。建设部1994年4月1日发布施行的《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该法第十一条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房屋，应当提交立项、规划、用地和建设等部门的批准文件和证件”，才能登记发证。现行的主要有建设部1997年10月27日发布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和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不动产物权一般实行登记制度，其它不动产主要有下列特殊情况可以不登记，1、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2、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一些特殊情况，非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情形：第一，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或人民政府征收决定等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第二，因继承或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三，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和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在我国不同的不动产有不同的具体登记制度，有关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主线为：城市房屋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登记的，不受保护。城市房屋所有权在实行登记时，登记机关在将不动产权利记载于登记薄的同时，发给不动产权利人权属证书，登记是房屋权属公示的一种方式和制度，发证则是在登记的同时，登记机关发给权利人权利凭证，这种权利凭证不能流通，房屋所有权转移不以当事人交付权利证书为准，登记的法律效力来自于登记机关登记簿，《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故如果权利证书与登记簿不一致时，应当以登记簿记载为准。《物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该法第十二条对登记应该履行的职责规定的比较原则，具体对登记审查应采用何种方式没有作规定，也没有界定什么是实质审查，什么是形式审查，笔者认为，该条规定本意是因登记机构各自的职权范围不同，是为了使登记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履行职责，尽可能保证如实、准确、及时登记不动产物权有关事项，避免登记错误。《城镇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权属清楚、产权来源材料齐全的，方可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登记机关负有保障交易安全的职责，其对登记手续和材料审核的范围，不仅包括权利人提供的登记手续和材料是否齐备等形式审查，还应包括房屋登记材料的真实性、权属是否清楚等实质审查。综上，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具有如下特点，（1）实行的是当事人申请制度；（2）对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3）登记具有公信力；（4）已登记的房屋的转移和变更，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二、法院审查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应注意的问题
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由其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有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方面的问题构成。房屋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在作出房屋所有权行政登记行为时必须做到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法院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审查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是审查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机关是否有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法定职权，即对其是否存在超越职权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给超越职权的定义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行使了法律没有授予的职权或超越法律授予其职权范围的行为。法院审查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的机关是否有作出房屋权属行政登记行为职权时，主要是通过审查登记机构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同时根据原告或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法院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行政登记行为的行政管理职权是由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确定的，审查这一问题时主要是通过审查法律规范来判断登记机构是否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就现在法院受理的房屋行政登记案件情况看，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法定职权极少发生争议，笔者在此不作详谈。二是审查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程序是否合法。法定行政程序就是已被法律规范形式所确认和规范了的行政管理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行政程序的主要制度有告之、回避、职能分离、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听证、说明理由、行政救济等。《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房屋所有权登记程序并不复杂，一般不涉及告之、听证等程序，其主要为：（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审查房屋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存在一个法律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即是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所谓法律问题，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就程序上的事实问题发生争议是经常发生的，程序上的事实问题由法院通过审查证据来认定。 三是审查作出房屋行政登记行为事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关于法定职权、程序、事实这几个方面是否合法均存在一个有无证据证实的问题。笔者在这谈到的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如果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也意味着该登记行为缺乏事实基础，即违反了我国《宪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属违法行政行为，依法必须撤销或确认无效、违法。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就事实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发生争议是最多的，审判人员如何认定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确实、充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四是审查作出房屋行政登记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适用法律和认定的事实是不可分割的，关于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当事人对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认定的事实有争议，对适用法律存在争议；（二）当事人对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仅对适用法律存在争议。审判机关判断作出房屋行政登记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1) 职权来源的依据即有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法定职权依据（确保有主体资格）；(2) 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实际操作程序和法定程序的相关规定； (3)法律规范设定或禁止该登记行为的具体条款。(4) 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相应的其它法律依据。
三、房屋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怎样进行审查，审查到什么程度。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的特点，对登记申请材料应该进行实质审查。怎样进行实质性审查，审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登记机构作出房屋登记，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应以尽“合理注意义务”，确保登记内容的真实性为限，登记机构对登记手续和材料进行审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审查登记手续、提供的材料等是否合法、齐全。例，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提供原件的，登记机关应要求申请登记人员提供原件。建设部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９日《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归档的有关房地产权属的材料，应当是原件；原件已存城市建设档案馆或者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决定的，可以是复印、复制件。复印、复制件应当由经办人与原件校对、签章，并注明校对日期及原件的存放处。该规定中所指的归档的有关房地产权属的材料是申请人提供的，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申请人申请房屋登记提交有关房地产权属的材料应该是原件，原件已存城市建设档案馆或者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决定的，可以是复印、复制件。复印、复制件应当由经办人与原件校对、签章，并注明校对日期及原件的存放处。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如果被告所举证据，房地产权属材料不能提供原件，复印、复制件，又无经办人与原件校对、签章，没有注明校对日期及原件的存放处。法院应该认定该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二是，审查登记手续和材料的主要内容的真实性。登记机关怎样审查登记手续和材料内容的真实性，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笔者认为，登记手续和材料的主要内容的真实性，靠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物权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即规定了登记机构应该履行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的职责。根据该条规定，对登记手续和材料的主要内容的真实性审查，如果申请人没有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的，应该要求申请人员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印证。例如，如果申请人员称某企业终止，申请将其房屋转移到第三人名下。这就涉及某企业是否终止真实性判断，某企业是否终止最有证明力的证据应该是某企业工商登记机关的证据材料，登记机关应要求申请人员提供工商部门的有关证据证明某企业终止，如果登记机构仅凭申请人员提交某企业内部材料就认定某企业终止，不符合《物权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尽到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三是，对申请人员提供的材料存在的疑点，应予以核实。《物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了登记机构应该履行就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的职责。笔者认为，需要询问申请人的情况很多，其中包括对申请人员提供的材料存在的疑点调查、核实等情况。如果登记机构对申请人提供的登记材料疑点没有进行核实。就作出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登记机构没有尽到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关于登记机构对申请人员提供的材料公章印鉴的真假，是需要鉴定才能得出结论的，笔者认为，登记机关是没有能力做到的，如果每次登记都去鉴定，不符合行政权的效率性。故笔者认为，对公章印鉴的真实性审查，在无人提出异义的情况下，一般不需要进行鉴定。《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如果是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公章印鉴是虚假的，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是提供虚假材料的人。国家赔偿责任是过错责任，如果登记机关没有过错，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房屋所有权登记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还需要不断通过审判实践来完善。在此笔者只作初略探讨，仅供参考。



参考文献：《行政办案手册》 法律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3版。
王振清主编、吉罗洪副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王达撰写：《物权法对行政审判的影响》
王达著：《中国拆迁法律理论与实务》，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撰写人：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向建军 章富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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