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绍政办发〔2009〕5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绍兴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四月七日
绍兴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是指市政府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特设机构、议事协调机构、派出机构、临时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等财政拨款单位（以下简称政府部门）的行政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行政副职领导）。
第三条 行政首长不遵守相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涉及数额较大，或性质比较严重，造成工作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由市政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予以问责。
第四条 问责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权责统一，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范围
第五条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隐瞒本部门结余资金和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来源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编制并上报年度部门预算及相关资料的；
（三）部门预算编制的资料不合法、不真实、不完整，或以虚假材料、数据，骗取财政预算资金的；
（四）虚报骗取政府承贷（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或违反规定滞留、截留、挪用政府承贷（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的；
（五）违反财政零余额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将单位零余额账户的财政资金划入单位自有账户或其他账户及下属单位账户的；
（六）擅自动用结余资金或不按规定上缴财政的；
（七）授意会计人员隐瞒收入、虚列支出，提供虚假决算信息的；
（八）出现其他违反规定虚报、冒领、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
第六条 在财政收入征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政府性基金项目或设置罚没处罚项目的；
（二）擅自变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征收性质、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征收期限或罚没处罚项目的罚没范围、标准的；
（三）擅自停收、缓收、减收、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或罚没处罚的；
（四）对已明令取消暂停执行或者降低标准的财政收入项目，仍依原定项目标准征收或者变更名称征收的；
（五）不履行或不按规定履行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罚没职责，应收不收、应罚不罚或不按规定范围、标准征收或处罚的；
（六）擅自印制财政收入票据或违反规定使用财政收入票据的；
（七）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各项政府非税收入，隐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支、转移、私分各项政府非税收入的；
（八）违法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征收、代收财政收入的；
（九）擅自开设财政收入征收过渡户的；
（十）不履行法定纳税义务的；
（十一）不按规定缴纳税款，造成财政收入严重流失的；
（十二）出现其他违规征收财政收入行为的。
第七条 在预算执行和财政支出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或改变支出项目、提高开支标准的；
（二）不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申请和使用财政资金的；
（三）政府投资项目不按规定办理招投标、投资评审、财务决算的；
（四）违反规范津补贴规定，超范围、超标准发放奖金、福利、津补贴的；
（五）截留、挪用财政资金，或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的；
（六）因虚列预算或无正当理由拖延，没有按进度完成年度预算的；
（七）不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擅自变更、扩大专项资金支出范围，提高支出标准，或将支出账户的资金转移到其他账户的；
（八）擅自移用、挪用，改变专项资金用途，违反专款专用规定的；
（九）不按规定程序拨付，造成财政资金流失、损失数额较大的；
（十）未按照《绍兴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建设资金，虚列投资完成额，或未经批准擅自超概算投资的；
（十一）政府投资项目建成后，未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和竣工验收的（由于承包人原因延误的除外）；
（十二）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后，未按规定及时上缴项目结余资金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的；
（十三）重大支出项目，不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导致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四）虚报或瞒报绩效评价资料，绩效评价报告弄虚作假或绩效评价结果与绩效目标严重背离的；
（十五）出现其他违反财政资金支出有关规定行为的。
第八条 在政府采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不依法实行政府采购的；
（二）属于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不委托集中采购机构办理或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中介机构办理的；
（三）属于应公开招标或已废标的项目，未经批准擅自改变采购方式的；
（四）在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方式采购中，不按规定程序开展采购活动，指定或变相指定供应商，非法干预、影响评审或改变、推翻评审结果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期限内确认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的结果并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六）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
（七）出现其他违反政府采购规定行为的。
第九条 在会计、财务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未按要求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不按规定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编报财务会计报告的；
（三）自行或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政会计报告的；
（四）设置账外账或保留账外资金，违反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和其他公款的；
（五）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会计违法行为的会计人员打击报复的；
（六）擅自设立、使用银行账户，或将支出账户的资金转移到其他账户的；
（七）违反规定程序和权限，擅自决定投资支出、出借资金、贷款或担保造成重大损失的；
（八）违规用公款为单位或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
（九）个人借用公款超过六个月不还及占用公物、借用公款进行个人营利性活动的；
（十）出现其他违反会计和财务管理规定行为的。
第十条 在国有资产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按规定程序和方式配置、占有和处置国有资产的；
（二）截留、挪用或不按规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的；
（三）不按规定使用和管理本部门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
（四）出现其他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行为的。
第十一条 政府部门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按规定与所办经济实体或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应当问责。
第十二条 存在违反相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工作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应当问责。
第三章 问责方式
第十三条 问责采取下列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检查；
（三）扣发奖金；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建议调整工作岗位；
（六）责令辞职；
（七）建议降职或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单独适用或合并适用。
以本条（五）、（六）、（七）项方式实施问责的有关手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法律规定程序办理。
第四章 问责的实施
第十四条 财政、审计、监察机关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中，查实政府部门存在本办法第五至第十二条所列行为，且已作出检查结论，认为应当进行问责的，应按规定启动问责程序。
下列情形可以作为问责的信息来源：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署名举报、控告、申诉等材料；
（二）上级机关或者领导的指示、批示；
（三）市政府领导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审计、财政等行政监督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七）政府部门工作考核结果；
（八）信访部门提出的问责建议；
（九）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十）其他问责信息来源。
第十五条 问责程序启动后，由市监察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组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意见；情况复杂的，报经市政府同意后，可适当延长调查时限。被调查的行政首长阻挠、拒绝或干预调查组工作，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的，视为问责情形成立，调查组可向市政府提出问责处理建议意见。
调查工作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向被调查的行政首长送达调查通知书；
（二）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在接到调查通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对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
（三）调查组依法依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形成调查报告，提出问责建议意见；
（四）调查报告应书面征求被调查对象意见，被调查对象如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向调查组提出；
（五）调查组核实被调查对象提出的异议，并将异议及核实结果写入调查报告。
第十六条 市政府对调查报告进行审核，必要时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市政府认为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定性不准确的，应责成调查组重新调查。
第十七条 市政府提出审核意见后，由市监察局下达问责决定书或不予问责决定书，并送达被问责行政首长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抄送有关部门。
第十八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应在接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向市监察局提出申诉。逾期不提出申诉的，问责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除向市监察局提出申诉外，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可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其他途径申诉。
第十九条 市监察局接到被问责行政首长的申诉后，应当另行组成复核小组，在2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情况复杂的，经市政府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复核意见报经市政府同意后，由市监察局下达问责复核决定书，并送达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及其所在单位，抄送有关部门。问责复核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调查和复核实行回避制度。与被调查、问责的行政首长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担任调查组或复核小组成员。
第二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首长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在对行政首长作出问责处理的同时，应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据职责和权限，对相关单位和人员的经济违法违纪行为依法处理、处罚，责令限期纠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与市财政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其他单位负责人的经济问责，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各县（市、区）政府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经济责任问责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监察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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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与政治宽容
段明学
一
1843 年夏天，马克思为自己在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要点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没有作具体阐释。一般认为，政治文明与政治进步、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指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及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一方面，政治文明包括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野蛮、消极、反动的东西相斗争而发展的，是与愚昧落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代表着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并不是血腥残杀、勾心斗角、以力服人，而是治者与被治者平等协商、共谋国事的舞台。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就像吃饭、穿衣那样既平常又必不可少。
“政治在本质上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政治的产生是适应人类过群体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人类对安全、自由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篇《政治学》中就指出政治的基业乃“善”，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中得到享受和满足。
尽管在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政治、改造政治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政治发展的进度和政治文明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形态的政治文明，总是体现为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核的先进的政治观念、以民主、法治为载体的能够充分保障人权的优良的政治制度、以严格遵守法律道德规范、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标志的政治行为，和以宽容、妥协、竞争—合作为标志的理性的政治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有助于保障和促进每一个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政治文明与政治不文明的界限不在于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这一点不打紧；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宽容被统治者，能否容忍被统治者。专制政治，马克思在 1844年所著《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明确地将其与政治文明相对立。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制统治者一人掌握着令行天下的权力，而是因为专制统治是最不宽容的政治。专制政治追求单一，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只允许所有的人唱“赞歌”。在专制统治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政治主张和观点都会遭致压制和迫害，更不能容忍被统治者公然与统治者叫板（即唱对台戏），对异已者，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快。专制政治的高压政策，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景象。人民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时常生活在惊惧和恐怖中。这样的政治，有什么理由称得上是政治文明呢？资本主义政治也曾经不够文明，但那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专制。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专制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日益减弱，民主、宽容的成分不断增加，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尊重作为被统治者的多数人的权利，给他们以言论、出版、结社等充分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的实际享有取决于人们财产的多少，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指责政府，可以成立反对党与政府“唱对台戏”，可以在选举投票中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在那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限的，被统治者的权利是有比较充分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这样的政治，如果有人还认为它不文明，不是偏见，至少也是无知。同样，社会主义政治，也不会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变得非常文明。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派，如果不能允许批评——实行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只有官方垄断真理），如果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什么自由，如果人民实际上没有选举和选择的权力，……总之，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合法”地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像四人帮曾经鼓吹和实行的那样，那么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而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也自然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并不是追求同而无异的政治模式，而是追求和而以进的进步状态。和而不同，和而以进，才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2]。在现代政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互相容忍，力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公众、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可以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可对执政者的政治纲领，政治措施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只要统治者的统治还可以忍受，人们都会宽容而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予以推翻。执政者也有权对来自反对派及社会的批评予以辩解和驳斥，但不得采取暴力的方式对其进行镇压。由此，社会冲突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的各方都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可以说，正是政治宽容，标志着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纷争走向和谐。
二
从广义上讲，政治宽容是指政治主体之间的互相容忍和谅解。它存在于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里讨论的政治宽容是狭义上的。它主要指统治者容忍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并容忍他们对其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等的批评、攻讦。从这个角度理解，政治宽容指统治者要容忍异己者，而不包括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宽容。因为，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极中，统治者总是占居优势地位，他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被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在人们意思中（除开在希腊时代一些平民政府中而外），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的敌对的地位。所谓统治者，包括实行管治的‘一夫’，或者实行管治的一个族或一个世袭阶级，其权威系得至继承或征服；无论如何，他们之握持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人们对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从不敢有所争议，或许竟不想有所争议，不论会采取什么方策来预防其压迫性的运用。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3]因此，有必要对统治者的权力予以限制，防止权力滥用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这种限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用宪法、法律等明确规定统治者的权力，为权力行使划定明确的边界；其二，统治者要宽容被统治者，特别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自由，包括对其施政方针、政策等的批评。而被统治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与统治者相抗衡，不管接受与否，都必须忍受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否则，就可能招致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所以，政治宽容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对被统治者来说，不是万不得已，就得容忍统治者的统治。
政治宽容首先指容忍不同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由于人们的政治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不同，必然导致政治见解、政治主张的分歧和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治者来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对于被治者来说，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期望。“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看法和主观意向，一个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就会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于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几种主义。” [4]对于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意识形态，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压制的办法。他们将本阶级、本集团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国教”，并通过控制的新闻媒介对社会传播、灌输这种政治观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异已的意识形态都被视为歪理邪说予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占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5]思想压制一如斯言。在人类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做法相当普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先进思想被定位异端邪说受到迫害，在中国，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时期有巷议之刑，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有所谓腹诽之罚，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用武力来征服思想，虽有利于专制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但有断绝人类进步的危险，同时削弱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招致武力的反动。如秦王朝推行思想高压政策，历时15载旋即灭亡即为明证。
事实证明，人的思想是不能压制的，也是压制不了的。当年秦始皇为巩固政权而“焚书坑儒”，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实际效果，诛其人并不能诛其心，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却并不能消灭他的思想。“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张也不能够得到全世界一致的接受。” [6]在这种情形下，与其用武力征服思想，把信奉“邪说”者杀尽灭绝，勿宁实行思想上的和平竞争，各从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说，各求自胜而互不相害，以保证人人都有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人人都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政治文明的要义，不在于尊重与自己相一致的别人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当别人的政治观点与自己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政治宽容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压制的办法，那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文明的背叛。
三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是政治文明之“魂”。1914年，章士钊在其论文《政本》中指出：“为政有本，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7]没有政治宽容，政治免不了纷争和仇视，因而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政治宽容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平共处的最有效办法，是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它对于抑制统治者的恣意妄为，维护被统治者的参政权利，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宽容可以展现统治者文明执政的良好形象，增强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统治的安全系数。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石。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德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8]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9]尽管专制统治者往往标榜“君权神授”，但聪明的专制统治者也深知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在“民”而不在“神”。执政者只有宽容、关爱其统治的子民，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并得到他们持久的支持。否则，与人民为敌，人民便会与之为敌，这样的统治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专制统治者除了残暴、专横的一面外，也有“仁厚”的一面。政治宽容一度成为他们粉饰太平、捞取民心的重要策略和手段。新上任的统治者往往要“大赦天下”，显示自己的宽容形象，争取他们的支持。开明的统治者也可能施行“仁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法简刑轻，以安抚百姓，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对于执政者来说，保持政治宽容，就是要努力做到自我克制，耐着性子忍受公众的批评和责难，避免恣意妄为和武断专横。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获得人民的好感和支持。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下，被统治者一般不会倾向于用暴力来推翻统治者。“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 [10]因此，政治宽容提高了统治者执政的安全系数。统治者的身家性命及财产利益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第二，政治宽容还可以使执政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适时修正自己的施政政策，避免政策失误对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现代政治学认为，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项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千万百姓的财产利益乃至身家性命。而统治者囿于所处的特殊职位，不可能详细了解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和需求，其制定的政策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利益均沾。况且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政策总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执政者时刻倾听百姓的呼声，了解他们对政策实施的意见和看法，耐心地听取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意见，对于正确地、顺利地施行政策，有莫大的好处。犹如一个画家，为了对山峦和高地观察得当，必须置身于平原，而为了观察平原，必须高踞山顶。“真正深深认识人民性质的，当居君主，而真正深深认识君主性质的，当属人民” [11]。历史上，由于统治者对不同政见的压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轻者丧己，重则亡国，祸及天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政治宽容可以消除被统治者发表政治见解的恐惧心理，积极放言议政，推动政治发展。
在传统社会，政治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不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不在其位，禁谋其政”。统治者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禁止被统治者知晓、参与、议论政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被统治者总是不能、不敢、不愿谈论国事，对政治问题三缄其口。“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12]在现代政治中，由于执政者的宽容，被统治者参与政治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他们不用担心参与政治会危及到自己及其家人、盟友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取舍参与政治，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国事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影响政治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发展。
第四，政治宽容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促进政治思想的更新。
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都需要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各种政治思想的竞争、发展也只有在宽松的气氛下进行。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深刻最无情，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公开传播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大半生居住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他的全部著作都在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甚至公开宣扬暴力革命。不仅如此，马克思不只是一般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他的许多文章直接抨击他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和当时的英国政府，但马克思从没因此而受到英国政府当局的司法迫害。 [13]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大力倡导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找准政治治理的症结，找到缓和统治矛盾，维护长治久安的良策。可以说，没有政治宽容，今天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浩如烟海的公开传播的社会主义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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