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黄彤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意义甚大。但是该制度涉及实务适用中的一些问题，在理论界存有争议。笔者就婚姻法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了一些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损害赔偿制度 归责原则 违约行为 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该条款确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的确立是经过修改后的婚姻法的一大亮点，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意义甚大。但是该制度涉及实务适用中的一些问题，在理论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拟该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 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在这种种的缘由中，孰对？孰错？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在首肯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作为从过错责任原则发展而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能否同样适用之？
推定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推出未知的事实的一种判断方法或者判断过程。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此时的权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的责任。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的。
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例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就存在着该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此种状况下，能出庭作证的寥寥无几。而有些权利主张者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及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有些权利主张者甚至于借助公安部门取得证据。通过向110举报，用110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向法庭出示。而这一做法，使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当然，其间也不乏“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的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其的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
二、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
在私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无非是二个：一是由于侵权；一是由于违约。对于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有持违约之责的观点的 ，笔者赞同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第一，从婚姻缔结后的夫妻关系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所谓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从该规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该协议是由民事主体间围绕着相关的财产问题约定所成。而婚姻的缔结虽说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要求当事人的完全自愿。但是随着婚姻的缔结而产生的夫妻关系是无法通过合同来约定彼此之间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彼此之间所承担的民事义务。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夫妻间的人身关系由于具有特定的精神利益，不体现财产利益，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调整的。
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虽具有财产利益，但是夫妻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权利却并非是由夫妻双方当事人约定所成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均表明夫妻财产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法定的。虽然婚姻法允许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但是这并非是夫妻财产制的唯一的形式，法律还规定了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制的。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对财产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在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的情况，且约定合法的前提下，才实行“约定优先于法定”原则。可以这样说，夫妻财产关系能适用合同法调整的余地甚小。
鉴于上述的分析，婚姻缔结后所产生的夫妻关系，人身关系的内容不能通过协商进行创设，财产关系的内容只能针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约定。整个夫妻关系的内容基本上是法定而成，不存在合同内容设定的自由。
第二，从婚姻关系的解除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婚姻关系的解除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基于法定情形。基于当事人协议时，不会直接产生协商一致径行解除彼此间的婚姻关系的效果。其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审查，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肯认。因此，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协议之后，还应向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最终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来决定该协议的能否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而在合同关系中，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便能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同样都是协议解除方式，但所产生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
在婚姻关系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具体表现为：重婚、实施家庭暴力、分居等等。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理由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等。这二者的法定理由所映衬出的权益是截然不同的。法定的离婚理由所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利；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
第三，从我国婚姻法立法本身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仅侵犯了夫妻关系中的法定权利，而且违背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违反了婚姻家庭立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即侵犯了夫所享有的忠实权或者妻所享有的忠实权， 又违背了“一夫一妻”这一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又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即是侵犯了婚姻一方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抚养权，又是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中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正是由于这些侵权行为，才产生了权源被侵犯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再者，若干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从该条款规定中可知，在婚姻立法其本身便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正如笔者在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合同是围绕着财产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其不具有人身利益的内容，所以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即包括物质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婚姻法中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若干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一）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由此可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婚姻当事人提请离婚时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笔者认为进行这样的限定有欠妥当。
我国婚姻家庭法虽然以“婚姻法”命名，但却属于广义的婚姻法。我国婚姻法不仅仅调整夫妻这一婚姻关系，而且还调整由婚姻衍生而成的家庭关系。不论是在夫妻之间，还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都会发生侵权事件，都会产生损害赔偿问题。既然婚姻法对这两类主体均进行调整，那么发生在这两类主体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也同样要进行调整。现在立法只对夫妻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了规定，那么权益遭受侵犯的家庭成员，其的损害赔偿请求又应该如何落实呢？更何况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诸种情形中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夫妻间的，也有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立法上限定只有婚姻当事人才能主张损害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所涉及到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的规定就有些个画蛇添足了。当法律确定该行为为民事侵权行为，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举措。此时的法律既不能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恰如其分的惩处，又不能得力的保护受害人，提供妥当的法律救济。那么法律进行如此的立法规定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仅配偶有之，家庭成员也应该享有。
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离婚请求的提起，从而将损害赔偿请求与离婚请求紧密相连，若非如此，法律将不会作出丝毫的回应。在笔者看来，如此的做法，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有了主从的划分，离婚请求权是主权利，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从权利。主权利不行使，从权利就无法主张。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夫妻感情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侵权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取消离婚的前限。
第一，从婚姻法本身的立法规定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此处的平等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也好，家庭成员也罢，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的存在，产生相互间人格的吸收或一方人格为另一方的人格所吸收的后果。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完整的民事权利。当一方对另一方的民事权利进行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进行弥补。因为是夫妻或是家庭成员，因为存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是家庭关系，而硬性限制只有在提起离婚时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那岂不是使一方的违法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法化？那法律便有包庇、纵容、助长该侵权行为之嫌。因此使侵权行为人可以凭借着合法的身份大摇大摆的穿行于法律之中。如此而来，婚姻家庭领域的“侵略”行为不仅不应予以回击，反倒应予以肯定和支持。那么，婚姻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由于期间的当事人对该立法信心的不足，要将这些合法权益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便会大打折扣了。更不用说要如何充分发挥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了。
第二，从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的原因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在民事立法中非常注重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这种法律地位的平等与民事主体的身份无关。政客、商人；国家机关干部、普通社会成员等等，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社会身份等而享有特权。在民事领域中，各色人等的民事法律地位是平等一致的。夫妻、家庭成员，虽然彼此之间拥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身份，但是他们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等性，也不会因为彼此间的特定意义的身份的存在而享有某种特权。在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自身的过失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便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主张身份的抗辩来谋求法律责任的豁免。谁侵权谁就要承担责任，这是民事领域的通行做法。由于夫妻、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侵权行为，使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负担无法得以平衡兼顾，导致权益分配的不公。此时，便有必要对被侵犯的民事权利进行民事救济，从而使一个失去平衡的法律关系能得以恢复。于是当配偶的同居权被侵犯，当配偶的忠实权被侵犯，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权被侵犯等情形出现时，法律应赋予受害者有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行使应以一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要件，不能以身份进行限制。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尽可能持久而稳定的享有手中的民事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规范中内部的强制性转化为外部的强制性，从而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有规则、连续；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正义这一法律理想。
鉴于前述的诸种分析，也正是笔者为何将惯常所称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称之为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原因所在。
注: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主编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84页
《民法》 魏振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682页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主编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97页
例如婚姻法学习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条释义及实用指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 顾问 顾昂然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一书中针对该情况注释道：“婚姻是契约，符合合同的基本定义，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可以理解为男女双方可以自由的缔结婚姻，也可以自愿的解除婚姻，只有在夫妻双方离婚时达不成协议时，才需要国家法律的介入。如果婚姻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那么当一方作出违反合同条款的事如重婚，违反了婚姻中要求夫妻双方互相忠实的义务，无过错方自然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自然应当予以赔偿。”
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尽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苏府〔2007〕134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苏州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已经市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九月十四日
苏州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证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合法、公正、高效实施行政管理，防止和减少违法行政执法与行政不作为的发生，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保证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依法委托的执法机构（以下统称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出违法、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领导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
第四条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违法必究、错责相当、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客观公正。
第二章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范围
第五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理由的；
（三）依法应当公开行政许可事项和申请所需材料而不公开的；
（四）无法定依据实施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权限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五）超过法定期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六）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许可费用的；
（七）违法委托、准许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的；
（八）行政许可后续监管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许可规定，贻误行政许可工作，损害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第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一）无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
（五）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六）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七）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八）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
（九）玩忽职守，对依法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十）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七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行政强制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三）非法定主体实施行政强制的；
（四）擅自使用、丢弃或损毁查封、扣押的财物，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五）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的。
第八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征收或者征用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征收或者征用的；
（二）擅自设立或者增加征收、征用项目，擅自改变征收、征用范围和标准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行征收、征用的；
（四）截留、私分或者挪用征收、征用款物的；
（五）实施征收不开具合法票据的；
（六）其他违法实施征收、征用的。
第九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检查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二）无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实施检查或者不出示法定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检查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检查的；
（四）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五）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纠正的；
（六）违反规定损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七）其他违法实施行政检查的。
第十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裁决以及其他行政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一）无法定职权或超越法定职权实施行政行为的；
（二）行政行为无法律或事实依据或违反法定程序的；
（三）违法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义务的；
（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申请、请求，不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
（五）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与国家、省、市有关政策相抵触的；
（六）拒绝、拖延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
（七）在法定职责、法定期限内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
（八）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履行应急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
（九）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他合法权益的。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而未出示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第十二条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举报、申诉、控告、检举，不依法调查、处理的，应当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行政执法责任：
（一）因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发生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承担行政执法责任的情形。
第三章 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部门单独作出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该行政执法部门承担全部责任。由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共同作出的，由主办机关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机关承担相应责任。主办机关不明确的，共同承担。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单独或共同作出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其行政执法责任由承办人和直接主管人员单独承担或按所起作用大小共同分担。行政执法事项的审核人和批准人为直接主管人员。
第十六条 承办人直接作出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承办人承担全部执法责任。
承办人受指令作出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指令者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承担次要责任。
第十七条 应当经过审核、批准的行政执法行为，其行政执法责任的承担应当根据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的岗位职责和具体行为划分：
（一）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未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的，由承办人承担；
（二）承办人未经审核、批准而直接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或者虽经审核、批准而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和要求实施的，由承办人承担；
（三）审核人未经批准而直接作出决定的，由审核人承担；
（四）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或同意的，按所起作用大小分别由审核人、批准人承担；
（五）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或者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直接作出决定的，由批准人承担；
（六）承办人意见或建议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按所起作用大小分别由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承担；
（七）按照岗位职责分解应当单独承担或共同分担行政执法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部门经领导集体决策程序后作出决定，导致产生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参与作出决定的主要领导视为批准人，其他领导视为审核人，按直接主管人员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 上级行政执法部门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导致产生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上级行政执法部门的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决定或者命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确定行政执法责任。
第四章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方式
第二十一条 对行政执法部门责任的追究方式：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限期整改；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形式。
前款规定的行政执法责任，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
第二十二条 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责任的追究方式：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限期整改；
（三）通报批评；
（四）离岗培训；
（五）取消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
（六）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七）调离执法岗位；
（八）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九）给予行政处分；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形式。
前款规定的行政执法责任，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选用。
责任追究机关按照相应职责采取适当追究方式对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被认定违法和变更、撤销等比例较高的，对外部评议中群众满意程度较低的，可以责令行政执法部门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取消评比综合先进的资格。
行政执法部门在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中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应当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或取消评比综合先进的资格等处理。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积极采取措施，主动纠正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未造成不良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弄虚作假，隐瞒重大行政执法责任有关情况不上报或者不查处的；
（二）对违法、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拒不纠正的；
（三）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执法责任情形的；
（四）干扰、妨碍、阻碍、抗拒对其进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
（五）对投诉人、申诉人、举报人或者责任追究工作人员打击报复的；
（六）因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产生严重负面社会影响的，或者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害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从重处理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责任追究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同时追究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机构）和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
第五章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责任的追究工作。
法制机构、编制部门、监察机关和人事部门应当在本级政府领导下，建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有关工作机制，具体负责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本部门的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
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由其上级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追究。
行政执法部门承担法制、监察和人事工作的机构，应当在本部门领导下建立部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机制，具体负责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九条 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和法定职责履行情况以及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进行认定，由法制机构负责办理。对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具体责任进行确定和追究，由监察机关（机构）负责办理。涉及行政执法主体、职权细化、确定行政执法责任等问题，国务院规定机构编制部门为主进行指导和协调的，由机构编制部门牵头办理。给予行政执法人员行政处分的，由任免机关的人事部门依照规定负责办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应当与司法机关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定期交流、通报执法情况、责任追究情况和案件移送情况。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有权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询问、查阅、搜集与行政执法责任案件有关的情况、资料、证据，相关人员和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证据。
第六章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程序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立案调查:
（一）被人民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撤销、变更、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责令限期履行或确认违法的；
（二）被行政复议机关复议决定（已经生效）撤销、变更、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责令限期履行或确认违法的；
（三）被审计等行政机关依法确认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者提出行政处理建议的；
（四）法定监督机关、上级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的；
（五）其他违法情形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
第三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行为提出的控告、检举、投诉，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应当及时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告知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四条 对已经立案的案件，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规定依法作出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其中，依法依纪应采取组织处理措施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依法依纪应当追究政纪责任的，由监察机关、人事任免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在作出责任追究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被追究责任的行政执法部门（机构）或者行政执法人员的陈述和申辩。
负责行政执法责任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与相关行政执法行为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实行回避。
第三十六条 对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关作出的组织处理或者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责任追究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申诉。复核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日。
复核、申诉期间，责任追究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三十七条 被追究责任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执行责任追究机关送达的责任追究决定。拒不执行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负责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使用的文书格式和内容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统一制定。
第三十九条 各市、区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本部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