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青海省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青海省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青海省人民政府
省财政厅制定的《青海省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已经省政府研究并报经省委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1、青海省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
2、《青海省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说明（略）
为了完善我省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根据财政部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制定本办法的基本原则是保州（地、市，以下简称州）、县（区、市，行委，以下简称县）各级财政既得利益，以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为目标，按照公平、效率、透明、简便的要求，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计算核定省对州、县的转移支付数额。
二、计算方法
（一）确定对州、县财政支出影响较大的基本因素。根据我省财政供养人员个人经费占总财力比重高的实际，确定以财政供养人员因素为主，其他因素为辅的原则，选择对州、县财政支出有较大影响的9个基本因素：（1）财政供养人数；（2）中小学校学生人数（不含寄宿制学校学
生人数）；（3）寄宿制学校学生人数；（4）民师卫校（专指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所办民族师范和卫生学校）学生人数；（5）医疗卫生机构病床数；（6）优抚人数；（7）民办教师人数；（8）少数民族人口数；（9）国土面积。此外对州、县财政支出有重要影响的运输距离因素，
按照对支出成本的影响程度换算成影响程度系数。以基本因素和影响程度系数为依据，计算省对州、县转移支付资金总额分配比例。
（二）制定各因素的计分标准。首先确定标准财政供养人员的计分标准，再以标准财政供养人员计分标准为尺度，将其余各个因素的支出水平与标准财政供养人员个人经费支出水平相比较，按其与标准财政供养人员个人经费支出的比值，分别确定各个因素的计分标准。
1、财政供养人员计分标准：
（1）实有财政供养人数计算公式：
实有财政供养人数＝财政拨款单位实有人数＋财政补贴单位实有人数＋离退休人数＋集体单位实有人数
（2）财政供养人数计算公式：
财政供养人数＝编制人数（财政拨款单位人数＋财政补贴单位人数×70％）＋超编人数（财政拨款单位人数×50％＋财政补贴单位人数×70％×50％）＋集体单位人数×30％＋离退休人数
（3）标准财政供养人数：以西宁市（不含大通县，下同）1个财政供养人员为1个标准财政供养人员。按各州、县工资差别系数，分别将各州、县的财政供养人数换算为标准财政供养人数。计算公式：
某州、县工资差别系数＝某州、县职工工资类别（1＋地区差系数）÷西宁市职工工资类别（1＋地区差系数）
某州、县标准财政供养人数＝某州、县财政供养人数×某州、县工资差别系数
（4）财政供养人员计分标准及各州、县积分的计算
以标准财政供养人员为计分依据，每100人计1分。
财政供养人员积分＝1分×（标准财政供养人数÷100人）
2、中小学生计分标准：
中小学生每10000人计2分。
某州、县中小学生积分＝2分×（某州、县中小学生人数÷10000人）
3、寄宿制学校学生计分标准：
寄宿制学校学生每10000人计4分。
某州、县寄宿制学校学生积分＝4分×（某州、县寄宿制学校学生人数÷10000人）
4、民师卫校学生计分标准：
民师卫校学生每1000人计1分。
某州、县民师卫校学生积分＝1分×（某州、县民师卫校学生人数÷1000人）
5、医疗卫生机构病床计分标准：
每200张病床计1分。
某州、县病床数积分＝1分×（某州、县病床数÷200张）
6、优抚人员计分标准：
优抚人员每250人计1分。
某州、县优抚人员积分＝1分×（某州、县优抚人数÷250人）
7、民办教师计分标准：
民办教师每1000人计1分。
某州、县民办教师积分＝1分×（某州、县民办教师人数÷1000人）
8、少数民族人口数计分标准：
少数民族100000人计1分。
某州、县少数民族人口数积分＝1分×（某州、县少数民族人数÷100000人）
9、国土面积计分标准：
国土面积每10万平方公里计1分。
某州、县国土面积分＝1分×（某州、县国土面积÷10万平方公里）
10、州、县总积分计算公式：
（1）某州、县各因素积分之和＝标准财政供养人数积分＋中小学生人数积分＋寄宿制学校学生人数积分＋民师卫校学生人数积分＋医疗卫生机构病床数积分＋优抚人数积分＋民办教师人数积分＋少数民族人口数积分＋国土面积积分
（2）某州、县运输距离换算系数＝〔物资吨公里运价（元）×年人均物资运输量（吨）×某州、县距西宁里程（公里）〕÷标准财政供养人员个人经费×100％
（3）某州、县总积分＝某州、县各因素积分之和×（1＋运输距离换算系数）
（三）确定转移支付对象
1、分别计算出8个州本级、48个县级财政供养人员个人经费占自有总财力（以下简称总财力）的平均比重；分别计算出各个州本级、县级财政供养人员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比重。计算公式：
（1）总财力＝地方财政收入＋体制补助（定额补助及递增补助）－体制上解＋税收返还＋其他（工资性结算补助）
（2）个人经费＝财政供养人员工资＋误餐补贴
（3）某州、县个人经费总额＝西宁市财政供养人员人均工资×某州、县标准财政供养人数＋人均误餐补贴×核定某州、县财政供养人数
（4）全省州本级（县）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平均比重＝〔全省州本级（县）个人经费之和÷全省州本级（县）总财力之和〕×100％
（5）某州级（县）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比重＝〔某州（县）个人经费÷某州（县）总财力〕×100％
2、转移支付对象。用各个州本级（县）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比重与全省州本级（县）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平均比重相比较，所得之差即为困难程度系数（差率）。困难程度系数是负数的，即表明某州本级（县）的财力高于全省州本级（县）的平均水平，暂不列为转移支付对象。困难
程度系数是正数的，即表明某州本级（县）的财力低于全省州本级（县）平均水平，应列作转移支付对象。
（1）州本级困难程度系数（差率）＝某州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比重－全省州本级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平均比重
（2）县困难程度系数（差率）＝某县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比重－全省县级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平均比重
（四）确定转移支付困难程度积分分值
1、某州本级（县）困难程度积分＝某州本级（县）总积分×某州本级（县）困难程度系数
2、困难程度积分分值＝省级转移支付资金总额÷（全省各州本级困难程度积分＋全省各县困难程度积分）
（五）计算各州本级（县）的转移支付资金额
某州本级（县）应得转移支付资金额＝困难程度积分分值×某州本级（县）困难程度积分
三、以后各年度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
1997年以后各年度，除按规定将总财力、个人经费总额和转移支付资金总额作适当调整外，省对各州、县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不变。
（一）总财力的计算口径
以后各年度当年的总财力，以上年度总财力与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之和计算。上年地方收入的增长部分不计入总财力。计算公式为：
1、第二年总财力＝第一年总财力＋第一年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额
2、第三年总财力＝第二年总财力（第一年总财力＋第一年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额）＋第二年上级当年转移支付资金额
（二）财政供养人员及个人经费的计算口径
1、在过渡期内，1997年按照省编委核定各地1995年的编制人数确定各地的财政供养人数（含国家机关行政编制、事业单位编制、财政补贴单位编制人数）。以后各年度，属于省编委、省财政厅共同批准，按政策安置复员转业军人、安排大中专毕业生增加编制的人数，纳入财
政供养人员计算范围，属于各地自行增加的人员一律不予计算。
2、以后各年度的个人经费总额，首先承认上一年的基数。同时，对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调整职工工资等工资福利性增支，以及省编委、省财政厅共同批准各地增编人数的工资总额，按省劳动人事厅核定的增资额（财政补贴单位增资额按折算标准换算），纳入个人经费总额计算。对各
地自定的增资项目或自行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的一律不予计算。
（三）以上述方法计算转移支付对象各年度当年所得到的转移支付资金，当年即固定下来，每年增加一块固定一块。计算公式：
转移支付对象某年当年所得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第一年所得转移支付资金额＋第二年当年所得转移支付资金额……＋某年当年所得转移支付资金额
四、省级和州级对县级转移支付资金的划分
（一）确定州级转移支付能力的原则。分别将各州级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比重与全省州级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平均比重相比较，高于全省州级平均比重的，表明该州的支付能力不足，其属县应得的转移支付资金由省级财政负担；低于全省州级平均比重的，表明该州具有一定的转移支付
能力，其属县应得的转移支付资金原则上由州本级财政负担。
（二）州级对所属县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将州本级个人经费占总财力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比重的那部分资金的60％，作为州级对本州所属县的转移支付资金。计算公式：
某州本级转移支付资金数额＝某州本级总财力×（全省州本级个人经费占总财力的平均比重－某州本级个人经费占财力的比重）×60％
（三）省级与州级转移支付资金划分的界限。州级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其所属县应得的转移支付资金由省财政负担；对具有一定转移支付能力的州，将其转移支付资金与所属县应得的转移支付资金相比较，州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大于所属县应得转移支付资金需求的，所属县的转移支
付资金由州级财政负担；所属县所需转移支付资金大于州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的，其超过部分的资金由省级财政负担。
五、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
省财政对州、县的转移支付资金，根据中央对青海省转移支付资金每年的增量，由省财政厅按一定数额提出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设置计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州级财政有转移支付能力的，应承担对本州所属县转移支付的责任。
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资金，在年度决算审批中通过结算处理。
六、管理和监督
省财政对各地的转移支付资金，第一年计算到县，转移到州，由州级财政按本办法的计算方法和操作程序转移到县。以后年度，省计算到州，由州计算并转移到县。省财政厅对转移支付资金实行跟踪检查和监督管理。凡属改变用途、截留挪用或使用不当的，一经发现即从省对本地补助
款中等量扣回。
七、以后各年度调整职工工资等工资福利性增支因素，均按本办法处理。
八、本办法由青海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1997年起执行。
1997年12月5日
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行政诉讼向民事诉讼“并轨”之优越性与可行性
（关于解释三第一条修改意见之三）
王礼仁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现状，我国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存在“外双轨”与“内双轨”两个“双轨制”。所谓“外双轨”，就是民政机关与法院均有权主管婚姻效力纠纷。所谓“内双轨”，就是在法院内部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都可以审理婚姻效力案件。这种“主管上的双轨制”与“审判上的双轨制”，不仅与婚姻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而且由于相互之间不衔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暴露出法律适用上的“打架”等诸多弊端。为此，对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审判体制应当改革，由“双轨制”向“单轨制”并轨，彻底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效力纠纷和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婚姻效力案件的机制。凡涉及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案件，全部统一由法院主管，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
为此，笔者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提出了修改意见，即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效力纠纷（详见《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诉讼路径立法构想及理由》）。这里补充阐述其理由。
一、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和程序，目前主要由婚姻法、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分别规定。
根据婚姻法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8、9条规定，我国对婚姻效力纠纷实行的是“双轨主管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都有管辖权。但婚姻登记机关主管的范围仅限于撤销胁迫结婚，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纠纷都不受理。而法院对四种法定无效婚姻（重婚、近亲属、疾病、未达婚龄者结婚）和一种可撤销婚姻（胁迫结婚）均有管辖权。上述规定解决了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主管问题，但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诸如他人代理结婚、他人冒名登记结婚、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身份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结婚、违反地域管辖登记结婚等，其主管和诉讼程序没有完全解决。具体说，民政机关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不再主管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之后，这类纠纷由谁主管，按照什么程序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存在法律漏洞。
尽管现行婚姻法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受理撤销胁迫结婚一种情形，但由于对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诉讼程序规定不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婚姻效力纠纷，主要解决途径是当事人先找婚姻登记机关，请求其撤销婚姻；对于婚姻登记机关不撤销，或者对其处理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准司法解释性质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司法信箱”栏目，在2008年的答复中仍是这一观点。 也是这种意见。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此类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一般不受理或不处理此类纠纷。于是，当事人便以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撤销婚姻登记。因而，婚姻效力纠纷事实上的处理渠道，不仅有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的“外双轨”，也在法院内部存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内双轨”。
这种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双轨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法律法规与具体执行又相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
二、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难以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
（一）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且难以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历史背景或原因。一是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需要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二是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婚姻登记当作行政许可行为，因婚姻登记行为引起的纠纷，自然认为需要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行政许可法出台，已经澄清了婚姻登记不是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婚姻登记机关再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行政法规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因而，民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
首先，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起诉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 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起诉民政机关。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
（二）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
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至少有十大缺陷，对此我又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可参看《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
三、行政诉讼的缺陷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解决
由于婚姻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按行政案件处理，难免有许多障碍，但将该类纠纷回归民事，按民事案件处理，则顺理成章，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行政诉讼中的障碍均不复存在。
1、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撤销有明确的除斥期限，超过除斥期间，则不予撤销。这不仅适用胁迫结婚，也适用于与胁迫相似的代理婚姻等。这样，在民事诉讼中就不会产生对超过除斥期间而不该撤销的婚姻予以撤销问题。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效力纠纷的诉讼时效，不仅没有障碍，而且清楚明了，容易掌握。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上可能会认定婚姻成立有效，这可以弥补行政诉讼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功能不足的缺陷。
3、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合并审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有效；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诉婚姻无效。如在同一婚姻关系中，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时，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4、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解决，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这样，可以将婚姻诉讼和婚姻附带诉讼“一网打尽”，其诉讼程序方便、快捷、经济。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对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的婚姻纠纷进行解决。对于如前所述的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婚姻纠纷，都可以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如蒋某（女）自称，自1993年年底以来，就与某行政单位职工朱某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1999年朱某因公牺牲，二人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是朱某的配偶。根据《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蒋某可以以朱某配偶的身份享受某行政单位发放的朱某因公牺牲后的特别慰问金。而某行政单位认为，蒋某未提供其与朱某生前系合法夫分妻关系的证明，且本行政单位无权确认蒋某与朱某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像这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6、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
四、婚姻行政诉讼向民事诉讼“并轨“之可行性
婚姻效力纠纷的性质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按行政程序处理必然弊端甚多。因而，应当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并轨”，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即将婚姻纠纷全部纳入法院的民事诉讼轨道处理。但考虑到目前的法制现状，可以分两步走，即“事实并轨”与“法律并轨”，分步完成。
（一）关于“法律并轨”问题
“法律并轨”，就是通过立法途径，修改现行立法和补充立法，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
1、取消民政机关主管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目前，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由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事实上只有婚姻法第11条和与之相关的婚姻登记条例等，但所规定的主管范围有限，就是撤销胁迫结婚。而撤销胁迫结婚法院主管更有利，规定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应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而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市民政局还规定，当事人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受理。据一些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取消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改由法院专门主管是完全可以的。
2、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纠纷由法院主管。目前，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纠纷的主管规定不明，造成当事人在民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打转”。对此，应当明确由法院主管。而且不能开口子，一开口子就容易对一些纠纷产生相互推诿，弊端甚多。
3、明确规定除了婚姻行政侵权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或者有效与无效的案件，包括不涉及行政违法的婚姻案件，都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有单纯的行政侵权案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拒绝婚姻登记、在登记中乱收费等）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对其处理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凡是涉及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性质之争，或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之争的，都由法院按民事案件处理。
（二）关于“事实并轨”问题
所谓“事实并轨”， 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先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纠纷和通过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纠纷程序，把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纠纷，统一归口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事实上的单轨制。
1、实行“事实并轨”无法律障碍。目前，实行事实上的并轨，在法律上并无障碍。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只有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胁迫结婚，而人民法院对胁迫结婚也有管辖权。因而，在实践中，由法院统一主管该类案件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婚姻行政诉讼，从目前法律上看，并没有婚姻行政诉讼的规定。而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8种行政诉讼案件，也难以囊括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实属勉强。因而，废除婚姻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法律障碍，而且更加合理。
2、实行“事实并轨”已有判例可循。事实上，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并轨“试验，即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 直接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其效果很好，值得肯定和推广。如2010年4月，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玲使用其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案，就是如此。刘红玲因未到婚龄而怀孕，便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用自己的照片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6年底，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刘红玲取得联系。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法院起诉与赵光武离婚，并要求法院发司法建议请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经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宜昌市点军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亲子鉴定，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的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据此，依法判决如下：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准予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是：首次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成功地解决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尽管对本案认定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以刘红玲案为例，刘红玲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红玲、刘路英姐妹如果与赵光武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路英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红玲如果遇到赵光武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光武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红玲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光武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
同时，有关婚姻关系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亦有约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就刘红玲离婚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但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姻效力纠纷实行“事实并轨”是完全可行的。
（三）“法律并轨”与“事实并轨”两步走
“法律并轨”与“事实并轨”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途径的并轨。“法律并轨”属于立法层面的并轨，“事实并轨” 属于司法层面的并轨。“法律并轨”涉及法律制度和体制上的重大改革问题，特别是需要修改婚姻法第11条关于行政机关主管婚姻登记纠纷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这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民政部及相关国家机关进行调研，然后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解决，是一项较为缓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