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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首要标准”积极探索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有效途径

邱荣辉


【摘要】监管改造工作首要标准的提出，要求把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工作的好坏。这对监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以减少刑释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目标，积极探索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推进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首要标准；教育为本；干警队伍建设；教育社会化；重新违法犯罪


　　2008年6月16日，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要把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以教育改造人为首要任务、以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为首要标准，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和人民赋予监狱机关的重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任务下，中央对监狱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首要标准”的提出使监狱工作已不满足于“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历史状况，而将“矫治好、改造好”作为新的工作目标，“改造人”已经凸显为监狱工作的第一位任务。如果说，“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思想，体现了党的监狱工作方针的话，那么，如何提高和保证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则是新形势下监狱教育改造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作为监狱管理机关，必须把贯彻落实“首要标准”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进一步提高监管改造工作水平，推进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又好又快发展，为促进和谐监狱和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本文就基层教育实践工作进行探索，愿与同行商榷，渴望方家斧正。

一、端正思想，树立“教育为本”的理念

　　从监狱工作的实践来看，监狱的行刑活动，实质上是一个以强制为前提条件的教育活动，而且强制也是教育。监狱改造罪犯的三大手段，即管理、教育和劳动，实际上都体现着教育的功能，管理是基础，教育是根本，劳动是手段，因此，只有寓教于管，寓教于劳，充分发挥教育改造的攻心治本作用，才是真正坚持“教育为本”。

　　但由于历史原因致使大多数监狱肩负着一边抓生产，一边抓管教的“双重性质”、“双重任务”，严峻的经济形势给教育改造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当教育改造遭遇监管安全和监狱生存发展两大要务时，也只能无奈的望洋兴叹，甚至忽视了教育改造人、塑造人、引导人的本能作用，触及实际问题，教育往往让道于监管安全和生产经营，出现了法律地位很高，实际地位较低的现象。熟不知，适得其反。由于人的教育工作没有放在第一位，所以教育改造人的工作也不能固本根源，容易触及具体问题时，引发许多负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了监管安全。

　　从目前教育改造工作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及监狱工作自身发展的趋势看，环境与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关于进一步落实加强罪犯教育改造的决定》、《教育改造罪犯纲要》以及监管工作“首要标准”等文件的出台，党和政府对监狱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关注支持参与加大；监管安全的首位意识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机制大大加强，监管设施明显改善，“向教育要安全，向教育要效益，向教育要质量”已成为监狱工作者的明确共识和统一目标。

二、加强干警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基础

　　在监狱工作中，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关键在于人的因素，取决于干警队伍的构建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了适应当前社会大环境和监管教育改造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更好的实现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这一中心任务，首先必需加强干警队伍建设，大力开发干警人力资源。提高干警资格准入标准，最大限度地把优秀的专业人才吸收到干警队伍中来。其次要健全和完善干警的培训制度，加大干警培训力度，进行有重点、分层次、分门类的培训工作，努力提高培训质量。特别要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法，对基层干警进行教育改造罪犯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的传授和培训，不断更新其知识和观念。了解新时期罪犯犯罪的趋附性和思想动因以及影响其思想改造的众多质的因素，真正使教育工作能够做到对症下药。第三实行监狱民警的分类管理，建立和完善监狱民警工作定性定量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干警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提高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待遇。

三、因势而变，完善教育内容，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

　　我监目前押犯情况：一是新形势下押犯中财产型犯罪呈上升趋势，团伙犯罪数量不断增多，累犯、二进宫、三进宫甚至四进宫罪犯不断增加；二是罪犯趋于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三是流窜犯、“三涉犯”类罪犯成为监狱收押新的特点。

　　根据新形势下罪犯构成的新情况、新特点，运用目标实现等科学原则，从大目标着眼，从小目标着手，准确把握教育的切入点，以罪犯的思想转变和恶习矫正为立足点，对罪犯的教育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因人施教、有的放矢；以罪犯向往新生的愿望为支撑点，多种形式拓宽教育渠道，以监狱文化潜移默化感染净化罪犯心灵；以罪犯与家属的亲缘关系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亲情力量的影响作用；多维并举，强化罪犯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及应对诱因的适应能力，为终极目标的实现，实施切实可行、步步为营恩威并举的实施改造。

（一）强化基础教育工作。

　　据某监狱2008 年全年刑释的 366 名罪犯的相关数据，刑释前三个月内违规违纪的罪犯仅有 1 人（因多次打架而被禁闭处罚），罪犯守法守规率达 99.72%。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造手段是有效、有力的。“惩罚失足的行为，修补残缺的心灵”，监狱干警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是在已经成形的树干上修剪残技、嫁接新芽。意味着要灌输新思想，就要摒弃他们原来的思维模式。

　　（1）、个别谈话教育制度化。每周安排两天时间开展谈话教育，由分管民警深入包干小组与罪犯逐一谈话交流，大队（中队）对民警深入罪犯小组情况进行书面考核，经谈话民警签字确认，大队领导书面点评后留存备查。监狱教育改造部门在谈话教育时间深入监区督查，及时通报相关情况。

　　（2）、顽危犯攻坚教育经常化。修订完善《挂牌顽危犯教育攻坚实施办法》，根据罪犯特点制定详细的攻坚教育计划，并经常就教育情况组织会诊，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取得实效。要实现全监新确定的顽危犯转化率达到50%，思想稳定率达到100%。

　　（3）、行为规范整训常态化。经常组织罪犯对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查找学习、劳动、生活中存在的不足，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的原则，开展行为规范整训，强化罪犯服刑意识、身份意识和规范意识。坚决打击对抗管教、自伤自残、企图逃避改造等严重扰乱监管秩序的行为，促使罪犯学规范、讲规范、守规范。

（二）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改造内涵

　　（1）、抓好出监前教育，巩固罪犯改造成果。罪犯出监教育是落实“首要标准”最后一个环节，是巩固改造成果的关键时期,更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做好与社会衔接工作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要完成对罪犯改造效果的综合和社会危险程度的预测，它主要是法律、政策、就业信息的教育，要在内外结合上下功夫。监狱出台《监狱出监教育规定》，完善出监教育措施，出监教育按照“相对集中时间、相对集中人员、相对集中教育内容”的办法落实出监教育的基本内容，重点是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内容不可单一，形式要多样。并结合实际向罪犯介绍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就业形势，加快罪犯由“监狱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步伐。出监前，对罪犯进行重新犯罪可能性评估，评估率要达到100%，同时，将罪犯的服刑情况和评估意见寄送罪犯原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做好帮教安置的衔接工作，实现监狱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无缝对接，共同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

　　（2）、突出个别教育“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针对性功能。在开展心理矫治教育的同时，要与罪犯思想教育相结合，要与个别教育相结合，要与分析罪犯深层次思想动态相结合。干警在谈话方式上注重与罪犯在心灵上沟通，产生共鸣，更加注意罪犯的生理、心理特点，改变那种把因心理素质不佳、情绪易变、好激动引起的问题简单地当作思想品质问题，而一味采取惩罚、处分了事的状况，化解抵触情绪，帮助其消除不良心理。在对罪犯的个别谈话教育工作中，推行一犯一本谈话记录本，详细记载该犯的基本情况和心理测试结果，并全程记录其服刑期间的谈话教育情况；罪犯调往哪里，记录本跟到哪里，监狱可实行跟踪回访制度，要构建立体式、全方位的育人机制，这样便于干警全面了解掌握该犯服刑以来的改造动态，为不同时期个别教育做好充分资料准备。

　　（3）、实施关注弱势群体的帮扶工程，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针对近年来外省籍犯增多，“三无”罪犯增多，家庭发生变化的罪犯增多的趋势，为了缓解罪犯在服刑期间来自外界的压力，对特别困难的服刑人员和子女，建立相关的帮扶解困救助基金，利用罪犯、干警和社会力量为一些特困罪犯家里汇款，解决其子女就学、家属就医等困难，对激励罪犯改造将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承诺岂可随意变通？

－?质疑《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办法》第24条中的“除外条款”

瑛明律师事务所 娄 鹤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并在征求市场各方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9月2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并施行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作为一项纲领性文件，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流通股股东在改革方案中做出的承诺能否得到切实的履行，备受市场关注。中国证监会对该问题也予以充分关注，并在《管理办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对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采取了必要的限制措施，防止逃避承诺义务（第23条、第24条）；（2）明确了相关中介机构对非流通股股东切实履行承诺义务的监督职责（第41条）；（3）明确了非流通股股东违反承诺义务以及保荐机构未能履行有关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第50条、第51条）。

但笔者的注意到《管理办法》第24条中的一则除外条款，既与防止非流通股股东逃避承诺义务（本文专指“限售承诺”，下同），保障流通股股东权益的改革精神和指导思想相悖，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埋下了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第24条的原文是：“非流通股股东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但是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代其履行承诺的除外。”）

下文，笔者谈谈对第24条中“除外条款”的几点看法：

一、合法性审查

“除外条款”的设置，其本质是对非流通股股东的豁免。换言之，在满足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代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的前提下，非流通股股东完全可以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因此，第24条中的“不得转让”，并不是绝对的不得转让，非流通股股东在承诺期间仍存在转让股份的空间和通道。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除外条款”存在重大法律缺陷，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根据通常的理解，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非流通股股东所做出的承诺，即构成其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合同条款的一部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形成合同的法律关系。如在承诺期间内，非流通股股东向第三方转让股份，可视作其将合同的权利及义务转让给第三人，须遵守《合同法》之相关规定。《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由此可见，非流通股股东对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的处分，在承诺期间内，由于合同关系的存在，是受到法律约束的。具体而言，非流通股股东须在取得流通股股东同意的前提之下，方可向第三方转让股份，否则构成违约。

根据《立法法》对立法权限及效力等的规范，《合同法》属于“法律”；而《管理办法》属于“规章”。《立法法》第79条明确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因此，笔者认为在“除外条款”与《合同法》的内容存在抵触的情形下，“除外条款”的规定应属无效。


二、合理性审查

“除外条款”的存在，使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成为一种“软约束”，缺乏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于2005年8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股权分置改革是为非流通股可上市交易作出的制度安排，并不以通过资本市场减持国有股份为目的，当前国家也没有通过境内资本市场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筹集资金的考虑”。同时笔者注意到，原先公布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没有“除外条款”的相关规定。

据笔者揣测，管理部门最终确定在《管理办法》中设置“除外条款”的初衷，是给予非流通股股东的一种变通，以应对将来市场变化或资本运作之需。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通融对流通股股东是不公正的，会导致承诺的“软化”，使流通股股东对未来的预期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弊大于利。

2、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管理办法》对“除外条款”的适用没有任何限制。在受让人依据“除外条款”受让非流通股份后，该受让人是否可以继续沿用“除外条款”，将该非流通股份再行转让，《管理办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从一般的法理理解，受让人可以继续适用“除外条款”。若这种局面果真出现，那一份份承诺将势必沦为一纸纸空文，丧失诚信的证券市场将成为骗子的天堂和投资者的地狱。


三、可行性审查

2005年9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下称“《操作指引》”)，为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实施提供了程序和技术上的支持。

1、纵观《操作指引》，对适用“除外条款”时的具体实施步骤不甚明朗，甚至有矛盾之处。

《操作指引》第24条第4款提到，“承诺人在承诺函中应当载明承诺人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但《操作指引》第21条却规定“改革方案实施后承诺人不得变更、解除承诺。”

对非流通股股东解除限售的规定，仅见于《操作指引》第19条，即“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限售期满，由公司董事会提交相关股份解除限售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复核后，可以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解除限售手续。”

2、“除外条款”在具体执行过程后，又牵涉到一个审查和判断的问题，即由哪方来判定受让人符合除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