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4月7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0年5月26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体育事业，规范体育经营活动，保护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体育经营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开办的商业性体育健身、训练、培训、竞赛、表演、娱乐活动。
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体育活动经营、消费、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应当遵循开放、搞活、扶持、引导的方针，培育和繁荣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第五条 市、区、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体育经营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工作。
工商、公安、文化、卫生、物价、环保、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有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办程序
第六条 体育经营活动实行经营许可制度。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取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西安市体育经营许可证》。
第七条 申办体育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经营项目；
（二）有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规定的体育经营活动的场所；
（三）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体育器材；
（四）有符合要求的体育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办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活动，由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颁发体育经营许可证；申办其他体育经营活动由其所在地的区、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颁发体育经营许可证。
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由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
以市、区、县冠名举办的体育经营活动，由本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九条 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办理工商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手续后，方可营业。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其他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申办体育经营许可证的，应当自收到申办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申办一次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当事人对不予批准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第十一条 体育经营许可证登记的事项需要变更的，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章 经营活动管理
第十二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必须在批准的地点，按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亮照、亮证经营。
第十三条 体育经营活动场所接纳消费者不得超出人员容量的限制规定。
体育经营活动场所的噪音应当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
第十四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做好体育设施、器材的维修保养，保证安全、正常使用，对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宜，应当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
第十五条 经营具有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项目的，应当配备必要的体育技术人员、应急救护人员和救护设施。体育技术人员、应急救护人员应当经专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持证上岗。
第十六条 体育经营活动应当健康文明，禁止从事具有淫秽、赌博内容和其他有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十七条 市、区、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体育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
第四章 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有权拒绝下列行为：
（一）侵占体育经营活动场所、设施、设备；
（二）强行派购物品或者安置人员；
（三）非法收取费用；
（四）未持有合法证件或者超出职权范围的检查及处罚；
（五）未依法定程序扣押、收缴、吊销证照或者强令停业。
第十九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造成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损失的，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有权要求赔偿，并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检举、控告。
第二十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纪守法，文明经营；
（二）明码标价，公平交易；
（三）维护经营场所秩序；
（四）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五）保持经营场所的环境卫生；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一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接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按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
第五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体育活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选择体育活动项目；
（二）要求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按照承诺提供服务；
（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四）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三条 消费者与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发生纠纷，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
（二）申请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消费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文明礼貌，遵守社会公德；
（二）遵守体育经营场所的管理、安全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
（三）爱护体育经营场所的设施、设备、器材；
（四）保持体育经营场所的环境卫生。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未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未办理变更手续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对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宜未作真实说明、未设置明确警示标志的，或者未按要求配备合格体育技术人员、应急救护人员和救护设施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实施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罚款和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违反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环保法律、法规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5月26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西安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0年7月13日
无知与自由 ——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包万超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他们要诠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1993年3月，当哈耶克逝世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节目和报刊上传出后，整个热闹的思想界瞬间为之愕然，接着对这位“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爆发出如潮的哀思和敬意。这一情境再次证明了，人类对自己思想精英的理解、尊敬和珍视总是来得太晚。虽然哈耶克早在197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但这位思想巨匠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却充斥着社会大众和同行学者对他的误解和敌视。
最近十年，我国学者已陆续译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去年又翻译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这是迟来的幸事。
《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经历17年的思考而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本书围绕标题所关涉的相应主题划分为三卷：第一卷为“规则与秩序”，第二卷为“社会正义的幻象”，第三卷为“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为本书提出了一个关涉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
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方式（置其于权威当局的指导下）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我们能够通过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我认为在法律与立法领域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知识与自由的命题：承认人类的无知，尊重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类真正达致自由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允许所有的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且只受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为人们实现各自的目的提供最佳的条件，因此，“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这一命题还认为，只有当权威当局，包括人民依多数原则组成的权威当局，在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方面受社会共同体所信奉的一般原则的限制的时候，自由才得以实现和维续，而奉行权宜之策则会摧毁自由。因此这种自由的标志是存在一个得到保障的私人领域。显然，哈耶克所承继的，正是由佛格森、休谟与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创立的，后来被柏林称作“消极的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区别于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浪漫主义的“积极的自由主义”，或“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
哈耶克认为，承认人类的无知，即承认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是达致这种自由的前提。每一个人都只能拥有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更不用说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处于一种必然的和无法弥补的无知状态。正是这种无知，人类要对一个变动不居的大社会或开放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完全的预见或准确的预测显然是不可能的。哈耶克指出，承认人类的无知使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而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并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能力。
哈耶克强调，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那个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人类事实上已经把自身假定为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和裁判者，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不用说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了）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的未来”或重构社会的危险。这是一条终究会扼杀个人自由和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些科学上的分歧，而且也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源自两种思想学派在哲学观念上的基本分歧。”一种是“演进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建构的理性主义”，或波普尔所称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和幼稚的理性主义之分。哈耶克认为：“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无论是在事实和规范的研究结论上都可以被证明为一种谬误，因为现行的制度并不完全是设计的产物，而如果要使社会完全取决于设计，那就不可能不同时极大地限制人们对可资运用的知识的利用。”
哈耶克强调：
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人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成文化，而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即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
上述基本观点哈耶克主要是通过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五个命题来阐述的：第一个命题是，所有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不是演进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指演进的理性主义赖以形成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内部秩序、内部规则；而后者则是指在建构的理性主义指导下的“人造的秩序”、外部秩序或外部规则。前者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建构或扩展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社会理性研究的主要任务。
第二个命题是，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哈耶克在此提出了有关“自然”、“人为”和“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现象的三分观，不仅对“自然”与“人为”的二元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揭示了笛卡尔以来建构理性主义在法律领域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论”，以及把现实社会中“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制度或规则分割出去的过程、条件和危害。在这一基础上，哈耶克阐述了关于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强调了内部规则作为“自由的法律”与传统、习俗、惯例，乃至于私法与普通法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和对于自由制度的独特意义。
第三个命题是，法律先于立法，经由立法的方法而制定出来的法律主要是公法，即主要由宪法性法律、财政立法和行政法组成的强制性组织规则或外部规则。这一命题还指出，在过去一百年的岁月中，通过大量的“社会”立法把私法转换成公法而严重损害了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立法的目的乃在于把私人的活动导向特定的目的并有利于特定的群体。正是受‘社会正义’之幻象的激励而做出的这些努力，使得那些目的独立的正当行为规则（或私法规则）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目的依附的组织规则（或公法规则）。”这一命题导出了第二、第三卷要分别深入阐述的第四和第五个命题。
哈耶克在第二卷中提出和论证的命题是，时下通常所说的“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只是在上述两种秩序的后一种，即建构的或组织的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里，则毫无意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接着哈耶克在第三卷进一步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同一个代议机构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然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步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体制。像布坎南一样，哈耶克意识到，制宪者的当初设想和时下盛行的各种制度都不可能使个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正是这一认识促使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最后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宪法性制度安排，才可能对维护个人自由有最大的助益。
综上，哈耶克的五个命题都是建立在人类的无知或有限理性的知识论基础上，从不同维度或层面上提出尊重、发现、拓展和重构各种自生自发秩序对于维护人类自由的重大意义。
像哈耶克的其他重要著作一样，《法律、立法与自由》赢得了读者，也找到了它的批判者。本书在学术上面临最大的挑战也许是如何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建构的秩序之间，或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制度的稳定与创新之间，以及制度的借鉴和本地化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哈耶克对此试图做了一些努力，但仍被普遍认为具有“唯传统主义”的色彩。他未能充分阐述制度得以创新的可能和主要路径，更未能解释今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和模仿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西方文明如何成为可能。在演进与建构之间，哈耶克前后也表现出内在思维理路的矛盾，正如布坎南指出的，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主义的制度与理论的论述，以及宪法模式的重新思考和设计问题都强烈地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思维特性。哈耶克关于立法与制定法的看法不但与现实社会的情况相左，而且无法在知识论上反驳近年机制设计理论对立法合理性的旁证，即立法作为不完全信息博弈下的机制设计，可以处理为一个关于信息和激励（满足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的原则）的实证问题。这种立法及意义多少与哈耶克论述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此外，哈耶克在本书中对若干重要概念的运用未能保持一致，如关于自生自发秩序、内部秩序和内部规则的提法等等，在这个方面哈耶克本人也承认，他希望通过在特定场合运用特定用语使问题得以更清晰和明确表述而弥补用语不统一的缺陷。
但是，我坚持认为，上述批评无论是否合理或站得住脚，它们都并不表明《法律、立法与自由》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缺陷。恰恰相反，像历史上的任何一部思想巨著一样，它的意义不在于促进共识，而是引发世人的思考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