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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关于贪污罪问题的讨论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贪污罪，是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犯罪，虽说刑法和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该罪名作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贪污罪的认定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对商业行为中“回扣”的性质如何界定；对《刑法》三百九十四条的正确运用；如何正确理解贪污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下面笔者结合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对“回扣”性质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或者受贿，通常都以通过收取“回扣”、“手续费”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难以区分。如行为人在为本单位购买货物时，将卖方从购货款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回送的款项（即回扣）占为己有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遇该种情况不可一概认定为贪污或是受贿行为；应当根据卖方给予的“回扣”是否符合规定来加以区分，如果“回扣”是符合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的（但此时获得“回扣”的主体应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行为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而予以侵吞的，应以贪污罪定罪；如果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索取、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此时，对行为人为他人牟取的利益应作广义理解，只要是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包括相对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利益或相对人日后可期待的利益均可）。
在犯罪主体均为国家工作人员且都利用了职务之便的情况下，界定一个具体行为属于贪污还是受贿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对现有证据的运用来综合判断，笔者认为有一个简便却行之有效的判断方法：即考察行为人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原权属，若该财产或财产性权益来自于本单位或应当由本单位实际支配和控制，则该行为不可能构成受贿罪；若行为人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来自于其他单位则，该行为不可能构成贪污罪。
二、对占有公务礼物行为的性质界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该交公而不交公，数量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物占为己有后，（即赠予人事前未要求受赠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利益，且赠与人基于行业或地区习惯有赠予礼品的惯例）基于送礼人的请求或情面考虑同时又利用职权为送礼人谋取了利益，应如何定性？
不少人认为，对于该种情况应当主要从证据角度考虑。如果现有的证据能证实行为人收受公务礼物之后，利用职务之便为送礼人牟取了利益则该行为符合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反之若不能排除为他人牟利的合理怀疑则仍以贪污罪论处。
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仅限于赠予发生前赠予人未要求受赠人为其牟取利益的情况；若在赠予行为发生前受赠人与赠予人已达成受赠人为赠予人牟利的协议，则为典型的受贿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为他人牟取利益，该行为均应以贪污罪论处。理由如下：
首先，此种情况成立“法条之竞合”。就我国《刑法》立法的体例来看《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独立于贪污罪，亦独立于受贿罪，其立法意图十分明显，提醒我们法律将该行为直接以贪污罪论处，为法律的特别规定；
其次，揣摩立法意图，该法条的目的是将“不作为”的形式纳入贪污罪的客观方面，提醒我们“不作为一样可以构成贪污罪”。故笔者认为若出现上述情况，不论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后是否接受礼物后又是否承诺或实际为送礼人牟取利益，均以贪污罪论处为宜。
三、关于贪污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在刑法理论上，对构成贪污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需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请看一个案例：张某，系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平日张某忧国忧民深感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力，一心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但苦于囊中羞涩，便打起了自己管理的国有财产的主意。某日，张某侵吞自己管理的国有资产10万元，同日将该款如数捐赠给希望工程。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呢？也许有人会主张张某不构成贪污罪，其理由在于贪污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张某侵吞国有财产的目的是捐献希望工程，并非自己占有，故不存在“非法占有”。
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人提出上面的疑问，其本质在于混淆了两个概念、曲解了立法的本质用意。
第一，将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混同于“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理论告诉我们，犯罪动机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其内涵是驱使行为人犯罪的思想动因；而犯罪构成要件则是成立犯罪必不可少的要件。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考察其行为是否具备了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只要具备，则构成犯罪；犯罪动机一般不会影响对犯罪的认定，仅在处罚时作为酌定考虑的情节。张某把财产捐献给希望工程实为张某贪污公共财产的犯罪动机，而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贪污犯罪。
第二，贪污罪中特别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挪用公款罪相区别。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重要区别在于挪用公款侵犯的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而贪污罪侵犯的的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故该处的“以非法占有”是从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层面来考察，只要行为人取得公共财产缺乏合法依据，便是此处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际占有后行为人是合法使用该财产还是非法处分该财产在所不问，只是贪污既遂后的赃款去向问题，仅仅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在贪污罪中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密切相关的“赃款去向问题”作简要的阐释。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贪污罪赃款去向的认定由于侦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与负责审判的法院之间认识不同，使得赃款去向最终影响对行为人的定性和处罚，出现了犯罪嫌疑人在无法否定贪污罪行为时，便在“赃款去向”上大做文章，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或只要不是用于个人家庭消费外的其他消费，就不构成犯罪，赃款去向成了贪污犯罪分子抗辩的一面盾牌。
我们知道贪污罪是复杂客体，贪污行为侵犯的是公共或私有财产（在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侵犯的财产可能是非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贪污后的赃款去向，即用于个人家庭支出外的其他处置，就构不成犯罪，其实质是忽视了贪污罪侵害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将违背立法者对贪污罪的立法本意，甚至触动“罪刑法定”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现阶段由查禁犯罪的国家机关负证明行为人有罪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下，这样的认识将人为的造成法律上的漏洞，使得贪污犯罪分子的犯罪风险明显降低，必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个案的处理对每个公民来说都具有极强的指导和教育意义。笔者认为，遇到该类情况，应严格按照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定罪处罚，只要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使公共财产脱离国家或集体的实际控制，即贪污既遂，至于行为人如何处分该赃款，仅作为量刑上的酌定考虑情节。(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代大维力)

参考文献

1、《刑法学》 作者：赵长青 法律出版社
2、《国家司法考试专题讲座刑法46讲》 作者：袁登明 人民法院出版社
3、《刑法学》 作者：张明楷 法律出版社
4：《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作者：黄维智 中国检察出版社
论夫妻财产约定立法与公证

绍兴市公证处 郭奇斌


夫妻约定财产制，亦称为契约财产制，是指夫妻通过协商就婚前财产所得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处分和婚姻的对外责任以及婚姻终止时财产清算，分割达成协议，并排斥或部分排斥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夫妻财产制度。1夫妻财产约定包含婚前约定和婚后约定两种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财富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使原本少人问津的夫妻财产约定一时间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人们追求的一种新时尚。然而笔者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尚不完善，公证实务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 夫妻约定财产制在我国的立法沿革
我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是对80年《婚姻法》的发展。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即50年《婚姻法》并没有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当时国家并不承认夫妻有财产约定的权利，夫妻财产约定也不符合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情。到了第二部婚姻法即80年《婚姻法》诞生，开始涉及到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也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不过它只作了“但书”规定，具体在该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国家只是原则性赋予公民夫妻财产约定的权利，由于太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也在实践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最近一次婚姻法修改是2001年4月28日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该案对80年《婚姻法》有较大修改，对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内容也作了较多扩展，从以前的“但书”到独立成第十九条，并具体规定了三款内容。具体解决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约定的主体、约定的时间、约定的标的、约定的内容、约定的形式、约定的对外效力以及自愿、无效、债务清偿等法律问题。新法与80年婚姻法原约定制相比，有了较大变化：
首先，新婚姻法对约定的内容更为明确。新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其次，新婚姻法要求夫妻订立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原法没有提出形式要求。
第三，新婚姻法就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原婚姻法没有此内容。
二、 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不系统、尚不完善。
2001年《婚姻法》修改案虽然对80年《婚姻法》就夫妻财产约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缺失较多，如法律条文含糊不清，生效问题、变更或撤销问题、约定的原则问题、约定的救济途径问题、约定的解释问题等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突出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是否受限制，立法模棱两可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择了一种封闭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2。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2、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3、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变更可以或撤销，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意思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4、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笔者个人，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5、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读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男方工资收用于购置家电、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资用于购买粮油副食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三、 公证人员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目前婚姻立法中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公证人员在依法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时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需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 应注意到立法对约定的对外效力的规定并不完整
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条仅对婚后所得的财产约定为分别财产制时，一方个人对外债务在告知第三人的情况下由其个人财产清偿进行了明确，而对约定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情况下，一方告知第三人了，其对外债务该如何清偿未作出规定。举个例子，丈夫欲开一家私营企业,为防止经营失败，夫妻约定将婚后购得的一处房产和一部小汽车归其妻子个人所有，其余归共同所有，后丈夫果然经营失败，资不抵债，这种情况下，妻子的一处房产和一部小汽车是否也应清偿债务呢？在丈夫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先均已告知债权人的情况下，笔者个人认为，不应该将该房子和汽车用于抵债。因为是从民法原理上讲，“不违法的就是合法的”，丈夫在充分告知债权人的前提下，其已尽了最大诚信，债权人仍与其发生民事交易是一种默认行为，是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现，根据民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故该对外债务不能以妻子的个人财产来偿还。
2、 在夫妻对债务约定问题上应注意的问题
夫妻财产约定不仅仅是财产权利的一种分配，也是债务的一种分配，夫妻在对积极财产进行约定时，对相应的消极财产即债务也应同时作出约定，该债务既应包括是现实存在的，也应包括潜在的。公证人员在具体办案的过程中，应有一种意识，就是当事人对婚前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应对婚前债务也作出约定；对婚后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应对婚后债务也作出约定；对特定财产作出约定，也应对该财产所带来的债务作出约定。这里是容易出现问题的，举个例子，一对夫妻约定，将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债务各自承担。表面上看，该约定好象是有效的，但仔细分析，是存在问题约定的。因为该案中在双方约定婚前财产各自所有，但并没有对婚前债务作出约定，在其将婚后债务作出约定时，并没有对相应的婚后财产归属作出约定。根据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即对约定书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则该约定对婚后财产依法应属夫妻共同所有，而双方又约定婚后债务各自承担，既然所得财产归共有所有，何以债务要各自承担呢？又拿什么来承担呢？除非以负债方婚前财产来偿还婚后债务，实践中，往往一方婚前财产较多，而担心另一方婚后负债才作约定的，因此，婚后负债方往往没有婚前财产或很少，即使有婚前财产足以偿还婚后债务，这也显然有失公平的。故公证人员在处理这类约定时，应该清楚当事人对债务进行约定的前提是对相应财产归属约定是明确的。
3、 在办理婚后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时应注意的问题
（1）防止当事人借约定来逃避债务。夫妻一旦发生对外重大债务就可能会想方设法逃避债务，当事人也可能会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来实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因此，公证人员在办理婚后夫妻财产约定时应特别注意预防出现这类问题。由于申请人有逃避债务的故意，所以，当事人会隐满事实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时，需要公证人员有警惕意识，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也显得十分重要。
（2）在约定的对外效力上，公证人员有告知的义务
婚后夫妻进行财产约定，除了为逃避债务这种各例外，往往是夫妻一方将从事个人合伙经营或私营企业，因该类经营个人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防止经营失败的风险，特约定将婚后部分财产如房产或汽车等贵重财产约定归另一方所有。这种约定是合法的，但公证人员应告知该约定的对外效力，即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对可能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从事经营的约定一方应告知第三人，从诚信角度出发，也应同时告知夫妻另一方。这种告知最好是书面形式，以防止因举证不能而带来的风险。
4、公证人员应指导当事人将法律未明确的重要事项在具体的约定中加以明确
这些内容包括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问题、变更或撤销约定的程序问题等，同时，公证人员应该清楚地了解夫妻财产约定适用的法律应该是《婚姻法》，而不是《合同法》，避免在公证书中出现引用法律错误。
5、在办理涉外夫妻财产约定公证中应注意保障外国人一方合法的知情权
笔者曾办过一涉外婚前财产约定，女方是中国人，男方是美国人，共同在中国登记结婚，女方婚前在绍兴、杭州共有三处房子，而男方没有财产，还有小笔债务，双方在婚前进行约定，将女方在中国的三处房产婚后仍归女方所有，男方的婚前债务自己承担。像这类案子中，公证人员在办理时应当注意约定一方的特殊性，即一方为外国人。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保障这位外国人的知情权是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如果该外国人看不懂中文或听不懂中国话，有条件的公证处应提供翻译，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起码应将该约定书的中文文本译为英文，在该外国人看懂后，再双方签字，并将该英文译本附在约定书后面或约定中英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6、应注意到约定财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问题
这里说的财产静态性，是指约定书中涉及的某项具体财产，如具体现存的房屋、汽车、银行存折、股票帐户等等，这些财产是现实已存在的特定物，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表现为静态财产。财产动态性是指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约定的某项财产随着夫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增值、减值、财产的消灭、所有权的转移等情况。如果当事人仅仅约定将婚前一辆小汽车为夫或妻个人所有，那么，随着夫妻关系的存续，随着小汽车的贬值、毁损、灭失，该财产约定也将变得不重要或没有意义，夫妻财产问题仍回到法定财产制的轨道上来；另一个问题，该小汽车在婚姻存续期间转卖或毁损，则由此所得的价款或保险赔偿金是否还属于其个人财产？如果约定书只约定该财产的所有权，没约定该财产所带来得其他财产利益的归属，是否可以理解为卖车所得的价款或保险赔偿金不归个人所有呢！其实，这些问题实质就是约定财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约定当事人对此有认识，约定时有一定的预见性，作出合理的处理；如果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公证人员应该认识到并给当事人一定的指导，如告知最好直接对种类财产进行约定，如婚前财产、婚后工资、奖金、知识产权、生产经营收益约定为个人或共同所有，尽量避免直接对特定的某项具体财产进行约定；确有必要的，在约定某项财产归属时应同时约定该财产所产生之权益的归属。
四、总结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99页。
2可参见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夏吟/蒋月/薛宁兰著，《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