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城市规划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十号）
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城市规划条例》，已经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 年 6 月 15 日
武汉市城市规划条例
（2006 年 4 月 26 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06 年 5 月 26 日湖北省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制定和严格实施城市规划，实现本市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目标，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区人民政府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和配合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审议下列事项：
（一）城市总体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市级近期建设规划、分区规划；
（二）重点镇和中心镇及其他重点发展地区规划以及专业规划；
（三）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法定图则；
（四）重大项目规划和重点地区建设项目规划；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事项。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为规划审批与决策的主要依据。
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组成、议事规则等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五条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是本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规划管理。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该派出机构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指定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城市规划管理相关的工作。
第六条 城市规划是进行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本市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经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七条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遵循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优化和完善城市功能，保护人文和自然资源，改善城市环境。
第八条 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体现滨江、滨湖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重点保护山体、江河、湖泊、旧城风貌区、文物、优秀历史建筑及其他具有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保护价值的区域。
第九条 城市建设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合理拓展城市空间，符合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塑造优美的城市景观。
在旧区改建中应当注重疏解人口，降低建筑密度，增加绿地和公共空间。
第十条 本市城市规划管理实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
第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制定
第十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及详细规划。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城市规划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技术规范，并以上一层次城市规划为依据。
第十三条 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第十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城市性质和规模，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镇地区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及交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生态环境、市政公用设施、防灾等专业规划的基本框架以及实施城市规划的基本措施。
专业规划由专业主管部门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原则编制，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协调，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纳入总体规划。
第十五条 分区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建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区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城市重点地区编制法定图则，对土地利用性质、开发强度、配套设施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法定图则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由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法定图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强制性内容的具体规定，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同等的效力。法定图则编制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法定图则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修改的，应当报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并按照法定程序报批。
第十九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建设单位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审批；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重要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余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图则和专业规划在报批前，组织编制单位应当向社会公示规划草案，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20 日，并应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
前款规定的规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会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的，应当进行充分论证，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对总体布局作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并按照法律规定程序报批。
经批准的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二十二条 承接规划编制任务的设计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资格，并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章 山体、江河、湖泊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保护
第二十三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编制城市规划区内长江、汉水两岸重点保护地段的法定图则，体现滨水城市特色。
园林、林业、水务、文物、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别组织编制山体、江河、湖泊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规划，明确保护措施和保护要求。
第二十四条 山体、湖泊的权属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山体、湖泊保护规划的要求，依法保护和利用山体、湖泊。
第二十五条 山体、湖泊水域内除按照规划建设园林小品及相关市政公用设施外，禁止建设其他任何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选址临近山体、湖泊的，其用地应当位于公布的绿线、水域线以外，不得占山填湖、破坏自然山体形态。
山体、湖泊和长江、汉水两岸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应当预留绿化带、公共通道，控制视线通廊；周边建设项目的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应当予以严格控制，其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划定旧城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建设项目选址临近或者位于旧城风貌区、临近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的，其使用性质、建筑风貌应有利于彰显城市传统风貌和文化氛围。
因特殊原因确需拆除或者复建优秀历史建筑的，应当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提出，经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八条 在旧城风貌区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时，应当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与旧城风貌相协调，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者延续其原有的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
在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应当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优秀历史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优秀历史建筑的正常使用。
第四章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项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和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体现集约用地的原则。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条 建设项目的选址涉及防火、防洪、排水、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公用设施、环境保护、国防设施、人民防空、卫生防疫、风景名胜、旧城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机场净空、信息管线、通信设施以及基本农田、林地、湿地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选址确需调整城市规划的，应当对选址进行规划论证，编制规划论证报告，并按照规定程序调整规划。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又无有效解决措施的地区，应当严格控制审批新建项目。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土地使用性质、面积、范围和建设强度。确需调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三十四条 因建设工程施工、急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临时用地使用期不得超过两年。确需延长使用期的，必须按照规定重新办理有关手续。临时使用期满，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无条件、无偿退出临时用地。
禁止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第五章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三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建筑物的高度、体量、风格等应当符合城市设计要求，并与城市整体景观相协调，其建筑间距、建筑退让、建筑立面设计、建筑色彩、环境设计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划管理的技术规定。
第三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时，应当在建筑的布局、体型、朝向、通风和绿化等方面综合考虑能源利用和建筑节能效率。
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设计涉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市容环卫、卫生防疫、园林绿化、国防、人防、消防、燃气、电力、抗震、防洪、排水、河港、铁路、航空、邮电、道路、交通、管线工程、地下工程、测量标志、优秀历史建筑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应当根据城市开发建设需要，按照综合协调、超前规划、配套建设的原则和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进行。城市建设有关管理部门在安排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工程项目时，应当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同步建设。
新建城市道路时，市政管线应当与道路建设同步进行，并敷设于地下；现有道路进行改造时，除电力馈线外各类架空线应当逐步改建入地，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因工程建设需要可以在用地红线范围内修建临时工棚、围墙或者其它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但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无条件拆除。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因特殊情况暂时不能按照规划修建需在局部地段临时修建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临时建筑不得改变使用性质，不得转让、出租。
第四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设工程，应当按照相关规范和规定设置相应容量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
第四十二条 重要地带城市雕塑及其他大型构筑物的布点及其环境设计，应当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在部分建成后，确需修改已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已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性质；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五条 建设工程的勘测、设计应当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用地红线、规划设计条件以及国家、省、市相关设计规范和规划管理规定进行。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规划验收。符合下列条件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15 日内发放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一）建筑物位置、立面、高度、层数、面积、色彩、使用功能等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求；
（二）用地范围内应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临时设施已拆除；
（三）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完成相应的工程；
（四）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其他要求。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的，不予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不得投入使用。
第六章 城市规划管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联合办公制度，集中办理规划许可和与之相关的行政许可工作，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当事人。
第四十八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办事程序，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受理条件。
第四十九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的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或者由其派出机构按规定权限核发。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除重要建设项目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外，其他建设项目由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五十条 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申请报告、拟建设项目情况说明、地形图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根据城市规划和有关规定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规划的，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并提出规划设计要点；不符合规划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5 日内审查完毕。
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之日起一年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又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延期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自行失效。延期申请应当于期满一个月前提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决定是否延期。
第五十一条 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申请报告、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或者核准文件）、地形图及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根据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和有关规定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规划的，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提出规划设计条件；不符合规划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5 日内审查完毕。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又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延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延期申请应当于期满一个月前提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决定是否延期。
第五十二条 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土地权属证明文件、地形图、规划设计方案及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大型或重要地段的建设项目，申请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两个以上不同设计单位完成的规划设计方案；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完毕；
（三）规划设计方案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向申请人发放规划（建筑）方案批准意见书；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四）申请人根据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建筑施工图设计，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施工图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
（五）经审查符合规划要求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建筑核位红线，经有资质的测绘单位按照城市道路坐标、控制高程和红线图现场定位放线后，在 10 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审查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开工，又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延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延期申请应当于期满一个月前提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决定是否延期。
第五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章规定的实施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期限，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向社会予以公布。
第七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五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
第五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举报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举报应当受理，并及时组织查处。
第五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在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有权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城市规划的行为。
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工作，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活动。
第五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醒目位置，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示。
第五十八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规划执法巡查、检查制度，对发现的违法建设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严格查处。
第五十九条 城市规划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通过政府网站等形式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六十条 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执法、建设、房产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执法通报制度，对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属于其他执法部门管辖的违法事项，应当及时通报相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及时查处。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十二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有下列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一）压占规划道路、山体、湖泊保护等规划控制用地的；
（二）影响城市消防、防洪、抗震、人防、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安全的；
（三）影响城市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军事设施正常运行的；
（四）妨碍机场净空、微波通讯通道及压占供电高压走廊的；
（五）其他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
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擅自改变临时建筑使用性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拆除。
第六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将未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的建设工程交付使用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擅自变更建筑物使用性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改变使用性质部分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一百元至三百元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收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作出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也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予以协助。
第六十八条 违反城市规划使用土地或者进行建设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对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十条 越权审批、违反规划审批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审批的，其审批行为无效，依据该批准文件进行的建设按违法建设处理。
违法审批造成经济损失的，违法审批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法审批单位赔偿损失后，应当依法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违法审批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七十一条 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或者不当履行管理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规定予以追究：
（一）对于违法建设查处不严、处罚不力、规定时间内不予结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及时发现、查处违法建设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对举报的违法建设调查处理的；
（三）为违法建设办理权属、证照等登记的；
（四）越权审批、违反规划审批以及其他违法审批行为造成违法建设的；
（五）其他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许可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七十三条 军队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0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1991 年 3 月 1 日武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91 年 5 月 30 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与被害人保护——以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为出发点
杨金强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6级诉讼法2班
摘要：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在设计初时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向其中注入被害人因子，而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和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这一反思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模式 反思
引论
西方主要国家物质层面高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为了应对高犯罪率给本国司法体系带来的沉重压力和原有正式审判方式效率的相对低下，各国开始自发地在诉讼制度中引入司法合意因素，以简化原有的诉讼程序，解决司法资源的紧张。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各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之一，作为一种代替当事人主义法庭审理的、非正式定罪方式，辩诉交易的基本特征是检察官以降低指控等级、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建议从轻判刑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的有罪答辩，并经法官审查认可后确定被告人的罪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是近30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的新诉讼程序，即由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就认定犯罪、量刑轻重达成协议。起初，协商性司法仅仅适用轻微犯罪，后来逐渐被用于严重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虽然两种制度从产生至今在各自国家一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在实践中适用范围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然而，如果深入比较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的话，则会发现它们在程序设计上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失：辩诉交易实际上仅仅是检察官和被告方（通常为辩护人）之间单独进行的秘密交易，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通常由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同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协商，被害人也不作为协商的主体。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诉讼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在类似程序的主体设计上同时忽视了被害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必然反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而且可能触及许多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
一 辩诉交易与协商性司法中被害人问题之比较
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从整体上考察必然存在诸多异同，此处仅从被害人问题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两者主要的共同点：
1、被害人没有直接参与程序的权利。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直接和辩护人或者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讨论，检察官被当作被害人利益的代表，虽然法律并不当然禁止检察官在启动辩诉交易程序时征询被害人的意见，但是被害人的意见只是作为附带的考虑而并不强制要求检察官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在交易进行过程中，通常检察官并不负有向被害人通报交易情况的义务，检察官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作出各种减轻指控的承诺而不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诉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辩护人约定，以被告人支付金钱为条件，检察官撤销案件；其二，辩护人和检察官约定，被告人可不经由审判程序的审理，而由检察官直接向法院申请处刑命令；其三，在审判程序或者先前的程序中，检察官甚至法官与辩护人进行协商，被告人承认罪行就会被允诺以轻微刑罚作为回报。可见，各种形式都是强调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一般不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直接参与，但是辩护人在协商中妥协的程度一般都得到被告人事先授权，辩护人会将协商情况及时通知被告人，而被害人对协商的影响要明显弱于被告人。
2、被害人权利被侵害时缺乏有效的的救济手段。在美国，除非辩诉交易严重危害社会公益或被告人的利益，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协议一般不会遭到法院的拒绝。由于被害人不能向法院表述自己的意愿，法院在审查辩诉协议时无法获悉被害人的想法与要求，因此难以有效顾及被害人的利益。辩诉交易中一旦出现双方违反程序侵犯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在德国，虽然普遍认为法官负有客观查明案情的义务，不必受协商的约束，但是协商参与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协商的信任，实践中很少发生不遵守协商的情况。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被害人无法有效对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形成制约，如果被害人的权益受侵害，更是无法直接阻止协商的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在辩诉交易的各个环节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利益诉求也无法传递给程序的参与者，更无法对交易结果施加有效的影响，甚至在涉及被害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不赋予其有效的救济手段。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也没有给被害人直接参与进而影响协商的机会，法律对司法官和辩护人协商的制约以及赋予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手段都极为有限。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辩诉交易相比，协商性司法中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要相对充分一些，德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在特定案件中适用以被害人原谅为前提的协商模式，比如上述协商性司法的第一种形式；或者直接吸纳被害人参与协商，比如特定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刑法典》第46a条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在实体上为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和解创造一种可能，程序上的应对表现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a 条，第155b条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机关负有以下义务：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要考察这种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而且要使得这种和解更易于实现。另外，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并作为附诉人[2] 参加诉讼，支持所提出的诉讼。
二 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
之所以会在诸如辩诉交易、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存在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状况，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外，还应当从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去寻找答案。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逐渐被忽视，从最初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具有直接发动权和主导权，到近现代国家垄断对犯罪人的追诉和惩罚，被害人在整个诉讼活动中仅仅成为一个重要的“控方证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而已。难以对警察机构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以及法院的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犯罪人对整个社会秩序侵犯，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年美国学者帕卡所提出的“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这两大刑事诉讼模式，也没有跳出这种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桎梏[3]：那种坚持发现真相、控制犯罪的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权更为便利实现；而那种鼓吹权利保障、正当程序的理念，只不过是遏制国家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不当侵害。即便是后来格利费斯提出的“家庭模式”[4]也只是针对帕卡“国家和被告人间为敌对关系”的弊端，以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为喻，强调国家与被告人间的和谐关系，当然也没有跳出上述模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作为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自身权益首先表现为个体利益，然后才在本质上提升为社会利益，其权利要求并不能被国家公诉当然地完全地包容。很显然，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导致被害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地位被忽视，加之被害人独立的权利请求没有正规的诉求渠道，从而使被害人遭受犯罪人“第一次侵害”后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制度的缺失而受到“第二次伤害”，相对于犯罪人的侵害，这种制度的侵害可能是更加致命的，因为被害人相信制度是公正的并且对其充满了期望。
通过对上述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为了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地保障，有必要在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中纳入被害人这一个重要因子，形成“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关于这种模式，需要说明的以下几点：1、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恢复人类社会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指控模式，只是为法律保护被害人利益提供一种比传统两造模式更加便利并且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使得法律在关注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供更多地参与机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以实现自己的利益；2、这种模式不是对传统“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两造模式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内部自我完善，被告人毫无疑问仍然是三方关系中的核心，对被告人的国家追诉以及人权保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要继续坚持，只是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被害人利益保障，同时国家应当定位在帮助而不是代替被害人参与诉讼寻求心理康复和争取经济赔偿；3、这一模式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可适用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审判程序强调在中立法官的主导下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和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之间的博弈，此时被害人利益诉求更多通过法官查明案情职责以及检察官客观义务得以实现，而在审判前程序中，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被害人和被告人更容易直接对抗与合作，所以，这一新的诉讼模式集中体现在诸如刑事和解、协商性司法等审判替代性措施里面。
三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诉讼的具体实践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与上述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5]恢复性司法之所以能够兴起，肯定有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传统司法模式无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一种回应。恢复性司法要求刑事诉讼法中任何权利的设定都不应仅仅关注单方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更应着眼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而非仅仅是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安宁，要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中实现平衡。以德国为例，该国传统上要求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补偿，但这种保护状况对于被害人显得不够完善，在恢复性司法思潮的影响下，1986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大幅度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权利，使得被害人由单纯的程序客体转变为积极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要求司法机关方便被害人和犯罪人和解程序的实现，2004年出台《被害人权利改革法》，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6]。在美国，“恢复性司法这一概念使得被害人成为一个中心角色，所以其支持者认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同时与以前使用的一些方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对发展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模式。”[7]
1996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当事人地位”，但法律在设定权利时仍是仅仅基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结构，并未将被害人利益保护上升到足够高度来看待，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倘若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则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被害人在自诉程序中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程序的完善。在我国既有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刑事和解最能凸显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制度。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诉讼的舞台，和被告人一起参与刑事和解的进程并实际影响诉讼的实体结局，国家司法机关对双方达成的和解起强化和保障作用。作为该程序核心环节的和解协议就是在被害人参与甚至主导下双方协商达成的，被告人要想获得期待的处理结果,就必须向被害方进行发自内心的并且为被害人所满意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并保证给予迅速的履行，求得被害人的原谅以至双方达成和解的“合意”， 而这种“合意”又将作为司法机关做出非刑事化的处理或者采取较为轻缓的刑事处理的依据，使得被害人的意见真正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高度尊重。可见，相对于传统两造模式下的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使被害人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程序主体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模式的具体实践，尽管其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整体上该制度明显有利于被害人遭受犯罪后心理的康复和物质的补偿。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改革努力中，还没有任何一种能比刑事和解制度更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8]
结语
刑事和解和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虽然存在着源头差异[9]，但在被害人利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交汇，可见，对传统两造结构诉讼模式的反思在中西方具有普遍性，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可以吸收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同时，刑事和解与同样作为审判替代性措施的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他们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先天缺陷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完善也具有警示作用。将一切现存的刑事诉讼原则和主义都奉为永恒真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至少对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言，建立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上的诉讼模式明显更胜于传统的两造模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辩诉交易已经取代正式审判成为美国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程序，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比例在90%以上；据估计目前德国20%到30%的刑事案件都进行过协商，社会普遍认为未来这种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参见[德]约阿希姆 赫尔曼著，程雷译：《国外刑事法制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2]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 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 参见[美]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7]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8]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9] 参见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