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认识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罚”。可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要真正做到“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光了解这一原则的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深刻内涵。
一、浅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首先，法律对罪、责、刑的确定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决定的，因此要运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要明确统治阶级制定刑罚的目的和惩治的对象是什么。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而用以惩罚犯罪的手段。因此刑罚惩罚的对象是犯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犯罪又指的是统治阶级所确认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必须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来着手。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刑法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具体运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要把犯罪行为对人民的现实危害程度作为衡量犯罪分子责任大小和对其实施刑罚轻重的一个标准。从其对人民群众利益损害大小的角度去定罪量刑，从而真正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正确运用，来达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
其次，我认为罪、责、刑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刑法对罪、责、刑的确定，要保持它的稳定性，这是法律基本规律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法律也是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刑法对罪、责、刑的规定以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执行，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韩非子曾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也就是说刑法的轻重要受形势的影响，立法和执法都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样，我们的法律也要适应形势的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废、立、改或在执行上有所轻重，以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死抱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概念不放，不考虑情势变化对立法与司法的影响；而应针对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处罚。综上所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非单单从犯罪本身去衡量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也应将其放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综合的衡量，根据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影响的不同，对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处罚。
再次，我认为罪责刑的适应性主要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犯罪行为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该受怎样的刑罚处罚，不仅仅取决于该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同样取决于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犯罪本身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确定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首先是从其对社会危害的大小上去加以评定。危害越大，处罚越重；危害越小，处罚越轻。所谓的重罪轻罪，就是指对社会的危害大小而言。但是光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是不够的。比如说，同样是盗窃一万元，一犯罪分子迫于无奈才犯下此罪行而且是初犯；而另一犯罪分子则是以盗窃为生，是个累犯。对于前者来说，从轻量刑，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其很快重返社会，重新做人；而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也从轻量刑，那么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反而会纵容犯罪。在此时，确定责任大小和刑法轻重就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主观危险性大的，当然要依法从重处罚；主观危险性小甚至没有的，就理应适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实人身主观危险性有时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客观危害性。如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携带国家机密叛逃敌方，此时该人的主观危险性就直接对国家安全和利益产生一种巨大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就与客观危害性相结合，并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这时对于确定犯罪人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来说就必须对其主观的危险性加以综合的考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判决。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说来容易做来难
相信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熟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如果想在真正的法律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却实为不易。犯罪形态的多种多样，客观情况的千变万化，主观心态的难以琢磨，都使法律工作者们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的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我认为完全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不断的向这一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如果把罪责刑相适应比作完美的“1”，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向0.999…后面加一个9，不断在立法与司法的领域去完善，去尽量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在办案的过程和处理的结果当中。那么该如何去做呢？我认为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去着手。
首先，从立法角度来说，要不断完善刑罚裁量体系。犯罪的方式不断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不断变化，人们的主观心态也各有变化。因此如果为了所谓的“刑法的稳定性”，而死守一部法律百年、千年，那么刑法将失去其生命力，失去其对人们社会生活有效调控制约的职能，更不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际贯彻。刑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的是法律的立法本意、立法精神，即大宗旨。而其中对于不同犯罪的定罪量刑的章节则应该“因时而易”。也就是说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刑罚体系。有的规定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加以废除，消灭相应的刑罚；有的规定由于存在的条件消灭而自动失去效力，相应的刑罚就不再存在；有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改；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就要在刑法中加入相应的新的规定。总之，就是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进行对基本法律的废、立、改。其实我们的刑罚体系就好比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他的基因序列、血型等基本属性不会改变，但我们却要不断给他补充新的营养，教授他新的知识，这样他才能健康成长，才不会与时代脱节。
其次，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灵活公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起案件。办案人员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根据不同案件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定罪量刑。法律是公正的，法律的规定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此作为把法律规定具体到个案中的办案人员就必须首先从法律入手，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分析案情，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但法律又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对于某些问题，法律也许只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法律又也许在定罪量刑上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就要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机械的死守法律条文不放。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并不是由办案人员凭主观想象自由发挥，而是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犯罪人罪行的客观危害性及其主观的危险性，联系法律相应的表述去定罪量刑。只有这样，“罪责刑相适应”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到办案的过程中，体现在办案的结果中。
三、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引发的思考
在我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断深化认识的同时，我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这些疑问又再一次引发了我的思考。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要求定罪量刑要以犯罪行为为依据。只有犯罪行为才是犯罪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基础。那么不是犯罪行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而是罪前、罪后的表现及罪外的一些事实是否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若能，那迄不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矛盾？若不能，那为何司法实践中却确有此案例？如果允许两个犯罪情节完全相同的犯罪分子，由于非犯罪中的行为和事实不同而使其中的一个得到比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更大的刑事处罚，那迄不是破坏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这也将会带来司法上的混乱，乃至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法律上的温床。通过进一步分析，通过仔细阅读了一些案例，我发现非犯罪情节也并非一律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正如前述的，罪责刑的确定主要是由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来定的。因此对于那些主观危险性较大的罪犯，法律也不得不作出对其从重处罚的规定。这是因为犯罪人因为他们以前的这些行为已经引发了其特定的义务，即要求犯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否则法律就要对其进行更严厉的谴责。这些规定不但没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我认为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然我也在一些案例中发现，有些办案人员因为素质不高或其它种种原因，在定罪量刑时将一些不该考虑在内的非犯罪情节考虑在内，这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而且造成了对当事人的极不公正，从而影响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公正形象。
由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确定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是否真正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使我想起在法律条文中有着“罪行极其严重，处以……”的规定，那么如何正确把握“罪行极其严重”就成了在某些严重刑事案件中量刑是否适当的关键，成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被真正贯彻的关键。但由于“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很难准确把握住“罪行极其严重”所指的范围，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量刑的不适当。通过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罪行极其严重”是对旧刑法中“罪大恶极”一词的修订。在理论界中，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一词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对该词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一词克服了原刑法使用“罪大恶极”一词含义不明，用语不够严谨的弊病。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特别严重。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将“罪大恶极”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并不妥当，“罪行极其严重”就是俗语所说的“罪大恶极”，这只是文字上的修正，而实际意义并未改变。我个人比较同意前者的观点。因为首先这一观点是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一致的，即对罪行严重程度的认定，要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方面去综合考虑。其次，我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比较科学的。对于任何一起案件都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每个案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对于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就不仅仅需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也要考虑其主观的恶性和其人身的危险性，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也许两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相同的，但两者主观的恶意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却不一定相同。如果此时只考虑客观危害结果，显然达不到刑罚的目的，还会造成人们对刑罚公正的一种怀疑，甚至产生对司法审判体制的信任危机。然而“罪大恶极”一词尽管也有此意，但显然用语不够严谨，不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基本要求。可喜的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一些罪行的严重程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分。我认为这有助于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依据这一标准来衡量罪行的严重程度，但这种划分只是物质上的划分，对于犯罪人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确定还是要由办案人员通过仔细分析加以认定。
在阅读一些材料时，我发现一些学者对“严打”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背离，很可能会由于不同情况下量刑的不同造成司法上的混乱，甚至是有损司法的公正性。我也曾对其产生过疑惑，但现在正如我在前面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对于罪责刑的确定是要与犯罪行为所处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不同情况下的同一罪行其定罪量刑的结果是可以不同的。因此我认为“严打”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的。我认为“严打”是基于对社会治安形势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而确定的，所以对一种犯罪行为处以什么样的刑罚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和调整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一个国家非常富足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偷一吨钢材，不会被判很重；但如果一个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此时此人去偷一吨钢材，而且如果正巧因为这一吨钢材的被盗窃导致了国家重点工程的被拖延，那么此时这一吨钢材所带来的刑罚肯定相对于前者来说很重，而且我认为必须要重，必须要“严打”。一定行为在不同情况下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体现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严打”不仅没有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反我认为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实行“严打”的基本精神还是“罪行相当，罚当其罪”。
广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广州市
（1996年6月28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1996年12月3日经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1996年12月30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6号公告，从1997年3月1日起施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城市绿化事业，加强城市环境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必须执行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建设列为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动员全民参加义务植树，加强城市绿化科学研究，表彰和奖励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所有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公民，应当依法履行全民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并有权对破坏城市绿化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五条 广州市城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市区范围内的城市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本条例。
市辖各区的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和建制镇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权划分负责辖区的城市绿化工作，业务上受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
城市规划。国土、计划、市政、林业、公安、交通、环境保护、市容环境卫生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能，协同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广州市城市绿化规划，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依法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市辖各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和建制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市城市绿化规划，组织编制分区绿化控制性详细规划。
分区绿化控制详细规划，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市辖各区的绿化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建制镇的绿化控制性详细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在批准后送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必须符合环境保护功能，利用和保护本市自然与人文资源，合理设置公共绿化地，居住区绿化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
城市绿化覆盖率、城市绿地率和城市人均公共绿化地面积等城市绿化规划指标，依照国家规定和本市实际制定。
城市绿化规划指标，按照近期、中长期分步实现。城市绿化规划的近期目标，应当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城市绿化规划的中长期目标，应当达到本市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绿化各项指标。
第八条 建设工程项目必须安排配套绿化用地，绿化用地占建设工程项目用地面积的比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医院、休（疗）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在新城区的，不低于45％；在旧城区的，不低于40％。
（二）高等院校、机关团体等单位，在新城区的，不低于40％；在旧城区的，不低于35％。
（三）经环境保护部门鉴定属于有毒有害的重污染单位和危险品仓库，不低于40％，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置宽度不少于50米的防护林带。
（四）宾馆、商业、商住、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设施，建筑面积在20000平方米以上的，不低于30％；建筑面积在20000平方米以下的，不低于20％。
（五）居住区、居住小区和住宅组团，在新城区的，不低于30％；在旧城区的不低于25％。其中公共绿地人均面积，居住区不低于1．5平方米，居住小区不低于1平方米，住宅组团不低于0．5平方米。
（六）主干道规划红线内的，不低于20％；次干道规划红线内的，不低于的15％。
（七）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站场和仓库，不低于20％。
（八）其他建设工程项目，在新城区的，不低于30％；在旧城区的，不低于25％。
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在符合公共安全的要求下，应建造天台花园。
第九条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的建设，应以植物造景为主，适当配置园林建筑及小品。
各类公园建设用地指标，应当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小游园建设的绿化种植用地面积，不低于小游园用地面积的70％；游览、休憩、服务性建筑的用地面积，不超过小游园用地面积的5％。
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种植面积，不低于其绿地总面积的75％。
第十条 城市防护绿地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城市干道规划红线外侧建筑物的退缩地带和公路规划红线外两侧的不准建筑区，除按城市规划设置人流集散场地外，均应用于建造隔离绿化带。其宽分别为：城市干道规划红线宽度26米以下的，两侧各2米至5米；26米至60米的，两侧各5米至10米；60米以上的，两
侧各不少于10米。公路规划红线外两侧不准建筑区的隔离绿化带宽度，国道各20米，省道各15米，县（市）道各10米，乡（镇）道各5米。
（二）在城市高速公路和城市立交桥控制范围内，应当进行绿化。
（三）铁路沿线两侧隔离绿化带宽度各不少于20米。
（四）高压线走廊下安全隔离绿化带的宽度，550千伏的，不少于50米；220千伏的，不少于36米；110千伏的，不少于24米。
（五）沿涌两岸防护绿化带宽度各不少5米，江河两岸防护绿化带宽度各不少于30米；水源涵养林宽度各不少于100米；流溪河两岸防护绿化带宽度各为100米至300米。
（六）珠江广州河段的防护绿化，必须符合河道通航、防洪、泄洪要求，同时还应满足风景游览功能的需要。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规划、设计和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城市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公共绿地，属市、市辖各区管理的，由城市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属建制镇管理的和单位、个人出资的，由所在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审批。
（二）风景林地、防护绿地和生产绿地，属市管理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属市辖各区、建制镇管理，或者单位和个人出资的，由所在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审批。
（三）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经市辖各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由同级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审批。
（四）铁（公）路沿线、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等城市绿地，由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铁（公）路或林业等主管部门会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本条规定由市辖各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审批的城市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工程设计，应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城市绿地规划、分区绿化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绿地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确需变更的，必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四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必须按照本条例规定的配套绿化用地标准，审批建设工程项目。在旧城改造中的单体建筑，确因特殊情况，配套绿化用地达不到本条例规定标准的，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建设单位承担补偿责任，按照所缺的绿化用地
面积的建设资金数额，交给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绿化建设。在办理绿化补偿手续后，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方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项目从批准施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按基建资总额的1％至5％的比例到市建设银行办理市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的专户存储，并凭此单据到有关部门领取施工标牌。建设单位持有城市绿化管理部门签发的配套绿化工程开工证明，市建设银行应准予
提取50％的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余额及利息，在配套绿化工程验收合格签证后，方可提取。验收不合格的，由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在40个工作日内完成配套绿化工程建设，所需费用从余额及利息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建设单位承担。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
，必须专款专用。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并应于建设工程项目申报验收前全面完成。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取得城市绿化管理部门签署的验收合格证书后，方可办理建设工程综合验收合格证。
第三章 保护和养护
第十六条 城市绿地的保护和养护，按下列规定划分管理责任：
（一）市管辖的公园、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由其主管单位管理。
（二）城市干道和立交桥绿地、广场绿地、小游园和市辖各区管辖的公园、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由所在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管理；属建制镇管辖的，由建制镇人民政府管理。
（三）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管理。
（四）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绿地，由建设单位委托物业公司或交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小区管理委员会管理。
（五）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或个人管理。
（六）铁（公）路沿线、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等城市绿地，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管理。
各管理责任单位必须组织对管辖范围的树木花草进行松土、浇水、施肥、修剪、除杂草及防治病虫害，适时更新、补植和处理枯枝朽木及作业留下的枝叶、渣土。
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对各管理责任单位的保护和养护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使用性质，对已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必须限期归还，恢复城市绿地使用功能。
严禁征用城市绿地。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用城市绿地的，必须在征得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占用绿地手续。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必须交付临时占用绿地费，并按恢复绿地实际费用交纳恢复绿化补偿费。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应在
被临时占用的绿地退出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恢复绿地。对城市绿地及设施造成破坏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绿地内设置与绿化无关的设施。
在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内开设商业、服务设施的，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在指定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应遵守城市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化的，其使用或管理单位必须在设计和施工前，向所在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制定保护措施后，方可施工。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干道绿化带上开设机动车辆出入口的，经市城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或迁移城市树木。
电力、公安、市政、交通和通信等部门，因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需要修剪、迁移、砍伐树木的，应报请城市绿化管理部门批准，属城市道路的由城市绿化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其他地段的由申请单位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实施，所需费用由申请单位支付。因紧急抢险救灾需要修
剪、迁移、砍伐树木的，可先予进行，并须在险情排除后5日内，按规定补办手续。
经批准砍伐或迁移树木的，应当向树木权属单位或个人交纳绿化补偿费。
第二十条 砍伐、迁移、修剪城市树木的，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在市辖各区内，需要砍伐、迁移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次干道绿地树木胸径小于30厘米、数量在19株以下的，由所在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审批，并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上述范围以外的城市绿地树木的砍伐、迁移申请，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铁（公）路沿线、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等城市绿地内，需要砍伐、迁移树木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需要修剪枝条直径在5厘米以上树木的，依照本条（一）、（二）项规定申报批准，城市绿化专业部门和正常作业除外。
在同一建设工程项目或建设用地范围内需要砍伐、迁移城市树木的，应一次申请。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
第二十一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按照下列规定确认：
（一）由政府投资或公民义务劳动在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内种植和管理的树木，归全民所有。
（二）经鉴定并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古树名木，归其生存地归属的单位或个人所有。
（三）单位附属和由单位自建的防护绿地内的树木，归该单位所有。
（四）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绿地内的树木，归管理单位所有。
（五）由个人投资在自住、自建庭院内种植和管理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六）由个人或集体投资经营生产绿地内的树木，归个人或集体所有。
第二十二条 城市古树名木和胸径80厘米以上的大树，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
市城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进行调查登记、组织鉴定、建立档案和档案设置标志，并确定养护管理的技术规范、市辖各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和建制镇人民政府当对辖区内的大树进行调查登记、建立档案和设置标志，并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古树名木或大树生存地的归属单位，为该古树名木或大树的管理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必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古树名木或大树自然死亡，由管理责任单位报所在地城市绿化管理部门查核，并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在古树名木树冠边缘外3米范围内，为控制保护范围。在古树名木树干边缘外5米范围，应当设置保护设施。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的，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丢弃废弃物、倾倒有毒有害污水、堆放、焚烧物料；
（二）损坏绿化的营业性娱乐活动；
（三）攀折、刻划、钉栓树木，采摘花卉，践踏地被；
（四）以树承重、就树搭建；
（五）其他破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各级城市绿化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收缴的各项绿化费用，列入城市绿化专项资金，由财政管理部门监督使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并处罚款：
（一）攀折（刻划、钉栓）树木、采摘花卉、践踏地被或者在城市绿地内丢弃废弃物、倾倒有毒有害污水、堆放、焚烧物料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以树承重、就枝搭建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破坏树木支架、栏杆、花基、坐椅、庭园灯、建筑小品、水景设施和绿地供排水设施等绿化设施的，按其造价2倍处以罚款。
（四）擅自修剪枝条直径在5厘米以上树木的、迁移或砍伐树木的，按树木赔偿费的5倍处以罚款。
（五）擅自修剪古树名木（大树）或损害古树名木（大树）正常生长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六）擅自迁移、砍伐或破坏古树名木（大树）致死，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凡未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绿地上设置商业服务设施或绿化性质无关设施的，责令拆除，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九、十、十七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责令限期退出，恢复绿化用地，并按每平方米处认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不能恢复绿化用地，造成绿化功能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未经批准或按照批准的绿化规划（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停工，限期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单位负责赔偿。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超越、滥用本条例规定的审批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撤消批准文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辖各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按照职权划分，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故意破坏城市绿化及公共设施，或者拒绝、阻碍、围攻、殴打城市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按《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的时限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辖各区城市绿化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各级城市绿化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级综合性公园和专类公园、居住区级公园、历史名园、名胜古迹园、特种公园、小游园、道路绿地和广场绿地等。
（二）单位附属绿地，是指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管辖内的环境绿化用地。
（三）居住区绿地，是指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管辖内的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建筑附设绿地、别墅庭院、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四）生产绿地，是指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圃地。
（五）防护绿地，指以隔离、卫生、安全为目的的林带和块状绿化用地。
（六）风景林地，是指位于城郊依托自然地貌、美化和改善城市环境的林地和风景区。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临时占用绿地费、绿化补偿费、绿化赔偿费等收缴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六条 县级市的城镇绿化管理，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7年3月1日起施行。1987年11月23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广州市城市绿化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1996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