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
（2012年3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依法行使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做好交办、承办和监督工作，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指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分别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是执行代表职务，参加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条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有关机关、组织的法定职责。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答复代表。
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对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进行考核。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加强与有关机关、组织的联系、协调，共同研究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中的问题，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办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服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供条件和服务。各代表团应当配备专门工作人员，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第二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六条 代表有权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其他机关、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七条 代表应当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加代表培训、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代表小组活动等履职活动，深入实际，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认真研究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第八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联名提出。代表联名提出的，领衔代表应当通过介绍情况、集体讨论等方式，使其他联名代表了解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确认其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后，再签名附议。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一般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代表亲笔签名。
第九条 代表可以撤回本人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要求撤回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其办理工作即行终止。
第三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十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根据国家机关、组织的职责分工，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确定承办单位。
第十一条 代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交有关机关、组织承办。其中属于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统一交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再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协调落实承办单位。属于对下级机关、组织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通过各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当地有关机关、组织承办。
代表提出的解决本人及其亲属个人问题或者代转人民群众来信等事项，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转作人民来信处理，并于转交之日起十日内告知代表。
第十二条 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大会秘书处受理并研究提出交办意见，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后交办。
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受理，并于十日内交办。
第十三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需由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交办时应当明确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协办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责，配合主办单位做好办理工作。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需由两个以上单位分别办理的，交办时应当明确分办单位，由各分办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研究办理。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及时研究，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收到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向交办机构说明情况，经交办机构同意后退回，不得滞留、延误和自行转办。
交办机构对于承办单位退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收到之日起十日内重新确定承办单位并交办。
第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在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以及征求相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拟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研究确定后，交有关机关、组织重点研究办理。
第十六条 拟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根据以下情形确定：
（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二）代表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
（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问题；
（四）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年度工作重点相一致的问题。
第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自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交办情况书面告知代表。
第四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承办
第十八条 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制度，实行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制，规范办理程序，注重办理质量，提高办理实效。
第十九条 承办单位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过程中，应当主动与代表联系，充分听取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对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邀请代表参与研究。代表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督促承办单位及时改进。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国家秘密的，承办单位应当依法做好保密工作。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一）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应当尽快解决并答复代表； （二）对应该解决但受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当纳入工作计划，明确办理时限，并向代表说明计划情况，在妥善解决后答复代表；
（三）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或者不具备条件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向代表说明原因；
（四）对属于上级机关、组织职权范围的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组织反映，并向代表说明情况。
第二十一条 对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负责研究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选择部分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向主任会议提出督办建议，由主任会议组织督办。
第二十二条 承办单位应当自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答复代表；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不能按期办理完毕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向交办机构和代表说明情况，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代表。
代表可以直接向承办单位或者通过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了解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第二十三条 由两个以上单位共同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协办单位应当在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两个月内将书面办理意见送交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统一答复代表。主办单位答复代表时，应当向代表说明协办单位的办理意见。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意见不一致的，由主办单位协调，并将协调情况告知代表。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因意见不一致，经主办单位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省人民政府协调。
由两个以上单位分别办理同一件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别办理并答复代表。
第二十四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分别答复参加联名的每一位代表。
承办单位对内容相同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并案办理，并分别答复代表。
第二十五条 承办单位书面答复代表时，应当附上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征询意见表，征求代表对办理结果的意见。代表应当认真填写征询意见表，并在一个月内分别寄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承办单位，属于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办理的，同时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征询意见表，由领衔代表征求其他联名代表意见后反馈。
第二十六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应当按照统一格式行文，由承办单位负责人签发，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注明承办负责人、承办人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应当及时抄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属于省人民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应当同时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承办单位在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全部办结后，应当及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报告办理工作情况。
第二十七条 代表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后交承办单位组织重新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属于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办理的，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交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落实重新办理。
第五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应当加强与承办单位和相关代表的联系，及时掌握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通过召开督办会议，组织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方式，督促办理工作的落实。
省人民政府应当研究解决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对所属部门办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
各承办单位应当加强对具体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登载。
第三十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加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研究，总结推广办理工作经验，指导推进各有关方面改进办理工作，提高办理实效。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
第三十一条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要求承办单位说明情况，必要时，责成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承办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对办理工作无故拒不受理或者敷衍塞责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弄虚作假的；
（三）逾期不办理又不说明理由的；
（四）贻误办理工作造成损失或者负面影响的；
（五）对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进行刁难、威胁、打击报复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1996年7月24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于建立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思考
张在祯
【中文摘要】
本文概述了我国现行仲裁法对调解制度的安排，界定了（既不同于“仲裁程序外的调解制度”又不同于“仲裁程序内的调解制度”的）“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基本概念，浏览了委托调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列举了党和国家支持建立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有关政策，探寻了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举例说明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需求，讨论了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运行模式，设计了仲裁机构受托调解结案的方式，审视了仲裁机构受托调解法律文书的效力，构想了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实施步骤，建议对仲裁机构受托调解业务进行监督控制。
【Abstract】
This text outlined the provisions in effect about mediation specified in the arbit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levant arbitration rules, defined the basic concept of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ediation beyond arbitral proceedings and mediation within arbitral proceedings, scanned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 about delegating mediation system of our country, enumerated the main points specified in the government’s relevant policies on supporting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explored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illustrated with an example of the need for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discussed the working mode of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designed the way winding up a case of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examined legal binding force of document of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conceived the idea of implementing stages of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system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proposed that the delegated mediation with arbitral proceedings should be controlled.
【关 键 词】 仲裁 调解 仲裁程序内调解 仲裁程序外调解 仲裁机构受托调解
△ 序言
目前，我国正在探索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党委、政府、各行业、各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公民都能发挥不同作用，充分体现了社会多元参与的精神”， 积极探索仲裁制度如何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制度相结合，特别是仲裁机构接受民间组织、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委托，调解经济纠纷特别是商事纠纷，具有广阔的创新与发展空间。笔者拟从现行仲裁法对调解制度的安排、委托调解制度的实践发展状况、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政策支持、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需求举例、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运行模式、仲裁受托调解结案方式的设计、仲裁受托调解法律文书的效力、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实施步骤、仲裁受托调解业务的监督控制等十方面，谈谈关于我国建立“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的思考。
一、现行仲裁法对调解制度的安排
在深入探讨“仲裁受托调解”制度之前，有必要简析我国现行仲裁法规对调解制度的已有安排。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51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可见，《仲裁法》所规定的调解是“仲裁程序内的调解”，其前提是纠纷案件已具仲裁协议并进入仲裁程序。
作为国内具有代表意义的仲裁规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5版）（以下简称“《贸仲规则》”）第40条（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第1项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协商或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组成仲裁庭，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第5项进一步明确“在仲裁庭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之外达成和解的，应视为是在仲裁庭调解下达成的和解。” 《贸仲规则》通过“仲裁协议”和“在仲裁庭进行调解的过程中”作为前提条件，将“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协商或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和“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之外达成的和解”统一纳入了“仲裁调解”轨道。
可见，就《仲裁法》和《贸仲规则》的规定而言，我国现行的“仲裁调解”仍属仲裁活动的范畴。当然，如果从受理仲裁必须以存在仲裁协议为前提这个角度而言，仲裁也是接受当事人委托。仲裁庭主持的调解活动，要么当事人自愿，要么征得当事人同意，本质上也属于“受托”进行的。但是，这种以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前提的“仲裁协议调解”与本文所讨论的“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尚有重大区别。
本文所称“仲裁受托调解”即“仲裁机构接受委托调解”，是指仲裁委员会等仲裁机构接受（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民间组织（或称“社会组织”）、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书面委托，并征得当事人书面同意，指定或由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员作为调解员，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活动。 与现行“仲裁协议调解”属于仲裁活动的范畴相比，“仲裁机构受托调解”本质上属于调解活动的范畴。
在此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2009年《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 ，我国实践中确实大量存在着由仲裁委员会专门设立的调解组织进行的，不适用仲裁庭主持下的调解规则，而适用由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单行调解规则 的调解活动，是一种独立于仲裁程序之外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显然这种“仲裁庭外调解”又不同于上述的“仲裁协议调解”和“仲裁受托调解”。
二、委托调解制度的实践发展状况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我国解决法院和其他机关、组织对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主管原则表明，若当事人既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也没有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请求仲裁的协议，或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已经依法协议选择法院管辖的，就不可能启动仲裁程序，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行“仲裁协议调解”。
问题是，对于数额较大的商事合同纠纷或者不动产纠纷，遇到当事人没用订立仲裁协议；或者因仲裁协议的相对性使得仲裁机构不能同时审理；特别是在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 、行政机关、法院有较为合理的理由，认为若将案件委托给仲裁机构调解处理更为适宜等情况时，可否委托仲裁机构进行调解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在总结长宁、杨浦区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06年2月印发了《关于规范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上海全面推行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工作。 2006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还印发了《关于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2007年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又印发了《关于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全国各地也相继出台了有关规范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和轻微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规定，推广实施委托调解制度。
正是实践中有的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将其已经受理的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立法过程中，就有意见认为应将“委托调解”制度在人民调解法中作出规定。有的部门、学者也建议在调解程序中增加“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接受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的委托，对一些民事案件进行调解”。 鉴于调解的性质与诉讼程序和行政程序的关系及法律后果等问题，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论证而暂未将“委托调解”制度写入《人民调解法》。
虽然这些“委托调解”并非我们要谈的“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即“委托仲裁机构调解”），但是这些实践活动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迪，包括仲裁受托调解在内的“委托调解”制度的具有可操作性。
三、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政策支持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我们积极研究仲裁机构受托调解制度提供了强有力政策支持和巨大的探索空间：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要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
2007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实现各类调解主体的有效互动，形成调解工作合力。”
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
2010年司法部长吴爱英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的说明》时谈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共同构成的“大调解”体系，为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司法部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的通知》提出“推动企（事）业单位和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据悉“目前全国82.4万个人民调解组织中，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1.2万个” 。这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也可以将其受理的纠纷案件委托给仲裁机构调解处理。
四、仲裁受托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
“2009年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1条提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第2条提出“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推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和程序制度建设，促使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更加便捷、灵活、高效”。第10条提出“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健全调解相关纠纷的职能和机制”。第14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 第15条规定“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后将民事案件委托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协助进行调解。”笔者认为，这里的“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应当包括“仲裁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6号）（以下简称“2010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11条在“2009年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继续抓好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工作。在案件受理后、裁判作出前，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有利于案件调解解决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有关组织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主持调解，或者邀请有关单位或者技术专家、律师等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第29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相关组织的联系，鼓励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通过适当方式参与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理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关系，积极推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如果说“2009年最高法院《若干意见》”已经提出“委托调解”制度的话，那么“2010年最高法院《若干意见》”在进一步强调的基础上，又为仲裁接受司法委托调解开辟了广阔的创新与发展空间。而“2009年最高法院《若干意见》”作为经中央批准的、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规性文件，无疑具有法律规范效力。
